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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品书，眼光开阔，堂庑甚大。宋元明刻之外，亦重视清刻并活字本。在跋嘉庆庚山草堂本《新安二江先生集》时说：“写刻精好，纸墨莹洁，开卷便有惊人之处。余尝谓清代刻本可上追赵宋，下俯朱明，正指此等书而言。”这不仅是卓识，也是确评。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记：“忽发收集清代活字本之兴。”家书云：“我现在工作读书之外，经常到古玩铺古书铺一走。……书籍只限于清代活字本。以前藏书家皆轻视之，都不经意。一经收罗，趣味无穷。清代活字以木活字为多，我收到铜活字两种、泥活字两种，皆罕见之品也。”先生收清活字本，迄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开始时停止。五年中共得四百余种，皆捐赠天津图书馆。每年所得近百种，可见收书兴致不异昔时。先生余兴所至，兼及敦煌卷子、古玺印、书画、旧墨，并注意及王孝慈听藏的谭叫天戏目附题跋，可见兴趣之广。他又注意到清刻书所用的开化纸，这也是近代藏书家（如陶湘）所爱好而无人做深入探讨的。他的《温飞卿诗集笺注》跋，可看作最简净的开化纸源流考。
“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化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时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辨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数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印本以证之。”
这是弢翁九十二岁时所写。有考证，有实验，是一篇精妙的小论文。从中可见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做学问最难得的品格。弢翁其他考订版刻精粗、流传端绪的跋文，都可作如是观。
先生十分重视旧本刻工，曾辑有宋元刻工姓氏录，不只可为版本考订之助，更有重视刻字工人劳动之意，于《古文辞类纂》题识中说：“此本是清代乾嘉间金陵名工刘文奎、刘文楷兄弟所刻。寓流丽于方整之中，纸墨莹洁，传世甚稀，良可珍玩。清代乾嘉间金陵刻书习用刘氏方整之体，独穆大展则用楷书精刻，余所见有楷书刻《昭代词选》、摹元人书《两汉策要》，皆精妙绝伦。”他还考定大展生平身世，撰成小传。更值得纪念的是他对“文革”中上海朵云轩所刻的《稼轩长短句》的赏识。弢翁在一九八年家书中说：“昨见木刻《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竟费廿八圆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刻之下也。”又于此书题识中说：“今见此书，秀丽精美，直欲上继康熙时扬州诗局之遗风，不禁惊喜。惜仍承袭轻视劳动人民之旧习，不著书于刻工姓名。”后来终于打听到此书刻成始末及书手、刻工姓名，著于跋尾。此书确是精美的佳刻，在十年动乱中刻成，真是奇迹。记得在北京饭店访谒弢翁时，他曾以此事见询，惜当时未见此书，无由应对，为可愧耳。
藏书者必广聚历代公私藏书书目，以为参考。旁及书影，先生于此事最所究心，所聚极繁富，尤重视宇内及日本景印本，每见必收。又以余力传刻旧本。新中国建立初期上海周宅藏书散出，于肆中收得先生所印宋刻《唐女郎鱼玄机诗》，珂罗版精印，大册毛订，纸墨精莹，真下真迹一等之书，荛翁藏书旧槚铭刻亦搨成附入，真是铭心佳品。又有董康影印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有我病手题，不知为先生别署也。为付厂估装成蝶装者。又尝得先生影印《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狭长大册，雅韵欲流。先生所印旧本之精美，往往如是。
先生定居天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难日亟，居华北者咸有国亡无日之感。其见于先生书跋中者如宋本《东观余论》跋：“癸酉正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著录宋元明本凡百余种，其中多沅丈旧藏，余尝于双鉴楼中得摩娑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绍兴本《东观余论》为最罕秘，盖海内孤本也。《通典》索价一万五千圆，余力不能赎，乃以日金一千圆购此书归国，聊慰我抱残守缺之心。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噫！”又跋明刻《虎钤经》云：“今日天下事益亟矣，纸上谈兵，空言何补，未尝不叹夫书生之迂见也。噫！”
两跋文情俱胜，纸上叹喟，其声可闻。爱国深情，寄于毫素。使善本不流入异域，其意甚壮，其情可哀。爱书与爱国，同是一事。先生之爱重中华文化实为爱祖国之体现，是最值得珍重的。
先生藏书事业，博大精深，非晚生末学所能窥其樊篱。不贤识小，辄以学习所得，成此笔记。幸不为先生所笑也。庚辰残腊书于来燕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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