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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系从两百余部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中，精选六十部而汇编。其中浙江地区二十一部、江苏地区三部、安徽地区四部、江西地区七部、福建地区十九部、四川地区六部，各地区均按时代先后为顺序而排列。“图”者，主要为书影，尤以卷端之书影为多，这因为收藏者、鉴赏者往往于卷端盖章，亦可以此作为鉴定之凭证也。此外，也有不少书后的题跋，凡有较高文物价值、文献价值者，也采用了一部分。其中有的文字亦较长，作了严密的论证。“录”者，亦即上海图书馆从事宋本研究之陈先行、郭立暄等所撰写之文字，篇幅不长，千字至两千字不等，均十分扼要，不尚空论。主要论述宋本之凭证，然将宋本与明、清以来之钞本、刻本作比较，以显示宋本之可信性，并评述其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
有关宋本鉴定之论述，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检验书中的“避讳”的处理。按《辞海》中〔讳〕字第三解为：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敢直称其名，谓之“避讳”。凡书中文字与宋代皇帝之名、字、号相同者必须回避，刻版时少刻一笔，称之谓缺笔。
例如元明两代罕见传本、亦未经翻刻之《长短经九卷》，其中玄、铉、朗、敬、竟、驚、弘、泓、殷、匡、恇、恒诸字皆缺笔，至此为止。宋真宗名赵恒，对宋代皇帝之名字、号之避讳以后即未续见。据此，故认为《长短经九卷》刻于宋真宗赵恒在位时，当能成立。
又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凡玄、弦、眩、朗、弘、殷、匡、筐、恒、贞、徵、树、譲、桓、完、觏、慎、敦、暾、廓诸字皆缺笔，故认为刻于南宋宁宗在位时。
《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为曾向宋神宗大力推荐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枢密直学士陈襄所撰，其四世族孙陈辉刻于江西，原有绍兴三十一年跋文。其避讳至“觏”字，故被认为与刻年相符。
还有一种情况，根据缺笔，仅推定刻书大致年代，而不作十分具体之结论。例如《胡先生春秋传三十卷》，为被学界尊称为武夷先生之胡安国所撰，发现避讳匡、恒、祯、贞、徵、桓、慎、敦字而缺笔，但其他线索亦较少，故其结论为“刊刻时间不早于光宗朝”。应该说，还是相当审慎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则因韵书之特殊，其遇讳字不用通常缺笔之法，而于小字中注明某字为“庙讳”，且规定何种读音当避，何种不避。
另一鉴定方法系从刻工入手，较多宋刻本附有刻工名录，这对鉴定工作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如陈彭年等所撰《广韵五卷》。“刻工有何昇、何澄、方至、方坚、宋琚、赵中、曹榮、吴椿……均为南宋中叶浙地良工。其中何昇、何澄等十七人见于庆元绍兴府刻本《春秋左传正义》，宋琚、赵中、吴志、刘昭四人见于嘉泰吕乔年刻本《东莱吕太史文集》，宋琚、刘昭二人见于庆元绍兴府刻本《东莱吕太史文集》，宋琚、刘昭二人见于嘉定庄夏刻本《东观余论》，知为宁宗时浙中所刻。”
《史记一百三十卷》一书，发现其刻工王全、王祐、王华、王泽等人曾参与刊刻绍兴建康府江南东路转运司刻本《后汉书》，遞修的后印本刻工中有孙春、凌宗、吴中、金祖等均为南宋中叶杭州地区知名刻工，于是定为宋本。至于又出现了元末明初的刻工任之敬、施泽之、羊青之等人姓名，乃原版残缺而于元末明初补刻部分，不能由此认定此书为元代末年版本。
然有时刻工姓名虽被发现，却仍对刊刻年代之确定起到的作用有限，《曹子建文集十卷》，刻工列名者有王彦明、刘世宁、徐仲、刘祖、陈朝俊、李安、于宗、叶材、鲍之先等九人之多，但由于此九人均未出现于其他宋刻本刻工名录中，所以无法用以作为佐证。仍需其他方面找到定为宋刻本之依据。
又有部分有明显的被挖的痕迹，被挖之处非正文，就其位置判断，乃刻工姓名。如未被挖，今进行鉴定时肯定可多一些佐证。
查阅避讳之缺笔，查阅刻工名录，势必将全书通读多遍，不遗不漏，凭多花工夫、耐心细心地做，时间如果充裕，当可办到。至于查考刻本的字体，那是对书法艺术的鉴别、欣赏水平决定的，难度相当大。虽然如此，《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的编撰者仍知难而上，令人钦敬。
《长短经九卷》之字体，被认为与日本所藏之宋版《孝经》、《姓解》、《通典》、《白氏六帖事类集》相仿佛，皆酷似欧阳询之《九成宫》与《皇甫延碑》，应是北宋所刻，而与南宋较流行之仿欧体《虞恭公碑》不同，且前者字形略长，后者字形较方也。此一论点，亦颇精辟。
根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玉海·兵法类》之记载，宋孝宗曾将此书赠戚方、刘源等将领，定为南宋本，而以字体为南宋流行之仿欧体为旁证，也有一定分量。
施元之等人《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根据有关记载，系施元之同里人傅稚手书上版。此人系擅长欧阳询《九成宫》、《化度寺》两碑之书法家。当然亦能作为书刻于嘉定六年之旁证。
《曹子建文集十卷》被发现与嘉定十四年庐陵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字体如出一手”，对刊刻年代之确定亦有帮助。
而若干宋本为接近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字体，时代则在南宋后期。此一发现，也应重视。
鉴定宋本涉及许多学术问题、技术问题，检验避讳、刻工、书法仅仅是三个方面，此外每一部宋本都有其专属相关的古籍要查考，例如作者、刊刻者的传记、年谱等等，以及作者、刊刻者的诗文集等等，如果范围再广一点，作者、刊刻者的故乡、或曾出任品级较高的地方官所在地的县志、府志乃至《江南通志》等书，亦有可能发现重要材料。
至于此一宋本与同名的抄本、其他宋本以及明刻本、清刻本之比较，更为此书一大亮点。
为将鉴定工作做精做细，编著者将此六十部宋本也尽可能地做了与上海图书馆馆藏以外的宋本、抄本以及明刊本、清刊本的比勘，其范围甚广，包括在首都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本，还包括日本内阁文库、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静嘉堂文库等处海外所藏的宋本都在内。
现在将《艺文类聚》等多种宋本的比勘结果，择要作一介绍：
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图录》谓南宋初浙江严州刻本，“今为天壤间仅存孤帙”，其珍稀可知。此《艺文类聚》，乃唐代开国之初，武德年间所编撰一部内容极丰富之百科全书，先分列事类，然后按事类系有关诗文于其后。凡四十八部，子目达七百二十七，所引经、史、子、集一千三百四十余种。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说法“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这部宋刻严州本《艺文类聚》不知何故罕见流传，明代有六部刻本问世，仅嘉靖初年胡缵宗、陆采刻本于此严州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受到了重视。但“刊刻草本，脱误累累”。清代编纂《四库全书》，《艺文类聚》系采用明万历十五年（1587）王元贞刻本，“虽有校改，仍保留胡本部分讹误”。《图录》认为“诸本文字均错乱，或可据此本是正”。实际上对此宋刻严州本《艺文类聚》已作出最高评价。
黄伯思《东观余论》罕见流传，明代万历年间有李春熙刻本，但不知其底本。另有万历间秀水项氏本，则出自南宋之庄夏本。问题在项氏所见庄夏本已无庄夏之原跋。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袁氏五砚楼旧藏《东观余论》明抄本，庄夏原跋则并未缺脱。据此跋，乃知此一宋本乃“四明楼攻媿篇与温侯庄子李夏据众本参校而成”，虽为宋本中最晚出的一种，却最为精确而完整。根据此宋本，可以发现项氏本“汝诞劝忧”误作“汝诞欢忧”、“萧远淡雅”误作“萧远淡推”，“广顺癸丑季夏狂生摹”误作“广顺癸丑季夏狂生墓”等等一系列讹误，种种困惑，均可解决了。又此书嘉定三年楼钥所书序、跋均按手迹上版，尤见珍贵。《东观余论》曾经先后被编进了明代的《津逮秘书》、清代的《学津讨原》、《邵武徐氏丛书》等丛书，流传不可谓不广，然无法判明其多处讹误，非得知宋代楼钥之所以刊行此书之序跋不可，而这又非依靠这一宋刻本不可也。
葛立方《韵语阳秋二十卷》，为评论古代诗歌之专著， 故多真知卓见，均为作者钻研之独特心得，而无人云亦云之弊。作者所依据之古籍也大部分为写本、钞本或较早宋刻本，所以每与流传最广之版本不同，例如李商隐《无题》诗，传本皆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为灰泪始干”，此书则为“春蚕到死丝方歇，蜡烛成灰泪始干”。诸如此类，作校勘之用，也有其另一方面的价值。
李纲《梁谿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为南宋宁宗时福建地区刻本。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一百二十卷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之卷数与之同。然未见流传。现存季锡畴手校清抄本与徐时楝手校清抄本，均有多处讹误，有多处避讳误填别字，又如卷十三《画荔枝图》“好把陈紫作姚黄”，徐本误作“陈子”，季本误作“桃黄”；卷四十一《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遣帅出师，分屯傍近”，季本、徐本均脱“出师”二字，已觉稍欠妥帖；“如大王去邠而居岐”，季本误作“如天王法那而居岐”，则不知所云矣！
《新刊嵩山居士全集五十四卷》，为晁公遡撰，其门生刻本，现虽有常熟瞿氏旧藏彭元瑞所校之抄本传世，但抄本仍有较多讹误，如目录卷四十四《答甄以道一幅》，此“甄”为姓氏，抄本误作“瓶”，如卷五《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吟诗必二雅”，误“雅”为“推”；“乡党为叹息”误作“乡党为欢息”，如无此宋本，均将成为难以破解之谜。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一卷》系南宋力主北伐名臣张浚之子张栻所撰，鉴定为宋孝宗时浙江刻本。元明两代均无翻刻本。有清初抄本（陈揆稽瑞楼藏）以及陆心源藏“影写宋刊本”流传，彼此异文互见，如此书之“烛微消患”，陈本作“烛奸除害”，陆本作“烛照数计”，亦均可解释。但此书十三叶之“侍卫之臣不懈于内”，陈、陆二本均作“不解于内”，显然讹误。后面“亮屯祁山招鲜卑”陈本作“招译卑”，“规谏不用”，陈本作“视谏不用”，也都无法解读了。此外，《刘子十卷》与明代正统《道藏》本作了比勘，异文亦多，显系两种文本，难以评判优劣。《金石录三十卷》，为宋淳熙间龙舒斋刻本，因系残本，最初不知刊刻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古逸丛书三编》出版，所收《金石录三十卷》乃龙舒斋刻本，比勘之下，乃发现残本若干补缺字，增删文字、改字、误字、衍字与脱字。
通过宋本与各种抄本、刻本的比较，不仅仅进一步确认了宋刻的事实，同时对宋本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亦为有力论证。
《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之完成主要是建国后新一代版本学后起之秀的努力，而其成长则与前辈大师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等的培养不可分。另有一更为重要的因素，明清两代版本学家、藏书家已经作出一系列重大贡献，积累至为丰富经验。如离开此一个坚实的基础，此书亦难以完成。
编著实事求是地引证诸多前贤的论点，从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开始，明代、清代、近代、现代有关的本学专著均不无摘引。而对清代版本学大师黄丕烈之题跋最为重视，其《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之题跋二通，均按墨迹原件版图收入。此外《丁卯集》、《重彫足本鉴戒录十卷》，《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刘子十卷》、《侍郎葛公归愚集二十卷》、《梁谿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嘉祐集十五卷》等七部宋本亦均有黄丕烈题跋，亦均按墨迹原件制图收入，而《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所收题跋以黄丕烈居第一位，居第二者为顾广圻，则仅两部宋本之题跋。黄丕烈、顾广圻诸人题跋皆作为宋本的有力佐证才制图，编著者之重视程度自不待言。
此书对前贤有关宋本论述、处理上的疏漏皆一一指出，或予以补正，语气方面则相当冷静、客观，如《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编著者谓：
此本首冠《春秋二十国年表》，简记春秋二十国更替与大事。自周而下，依次为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许、小邾。或可补宋刻别本之未备，也可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著录漏略许国之失。
即是一例。又如《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因其纸背有“至元……”等字样，未能确认为宋本。编著者肯定“据此定为元刻本者不确”。《西畴居士春秋本例二十卷》，何焯曾谓通志堂本出自毛氏汲古阁旧钞，编著者强调通志堂本非宋本原来面貌，亦即否定了何焯之结论。诸如此类，等等。
宋本古籍是珍稀的国宝，研究的专家极为稀少，上海图书馆编著此书确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大贡献。拜读之时作了札记。是否能起到介绍或导读的作用，心中无把握。如能引起批评，确是抛砖引玉，乃我之愿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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