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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本作伪的原因和历史
制作伪本和制作伪书的原因不同，伪托古人著书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一般来说有三条。一是社会原因。由于历代兵燹动乱，自然灾害，典籍的散失与积聚变动极大，原书佚失，后人据记载而伪造古书。二是政治原因。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为了制造舆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伪托古人造假书。三是好事者所为，目的在於欺世盗名，招摇撞骗，扩大个人的社会影响，是为名利私欲所驱。这些都不是经济原因所使。版本作伪就不同了，经济因素是其决定因素，不法书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比如古书旧本的流传日稀和藏家的争购，使古书旧本的商品价值日益增长抬高，加上附弄风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澜，更使作伪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伪本想要冒充的大都是价值较高的版本，是值得作伪者冒险的版本。确切的说，伪本主要是伪宋本、伪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为古书版本的商品差价主要反映在宋元旧刻和明清新刻之间。而且伪造旧本需要具体、一般的物质条件，必须有与古本旧本形态接近相似的版本为基础。很难设想有谁能在一个与古本相差很大的版本上作假到可以乱真的程度。所以伪本一般都是以元本充宋本，或以明本充宋、元本。清代刻本形式特征去古已远，作假很难。当然也有以明清劣本伪充明清善本的情况，如用翻刻明世德堂《六子全书》本冒充原刻本，但这在伪本中毕竟是次要的少数。
版本作伪是旧时代的怪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宋元刻本在宋元时代并不珍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南渡避难时，忍痛割爱，把藏书弃去。她"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 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数箧"。明初，宋元旧本虽损失惨重，日益稀少，但当时还没有形成追复宋元古风的势态，宋元旧刻的身价并未凭空拔高，书商作伪的气候尚未成熟。而这些条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备的。嘉靖时代出现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时代之风尚，同时也为伪本制作者提供了制作伪本的基础。况且那时宋元版本的身价已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作伪者有暴利可图，见利忘义，也就无所不为了。所以伪本的大量产生应在嘉靖之际。据明万历间高濂《燕闲清赏笺》论藏书"条记载："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蔺纸，或用糊褙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炉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虫于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物，仿佛以惑售者"。类似的记载在其它万历间笔记札记中还能找到，这说明版本作伪之风当时已炽烈。乃至清代，宋元旧本更见稀罕，而且清人重视版本胜过明人，宋元旧刻更是身价百倍，书商制伪变本加厉。这在清人著作中屡见记载。郭麓《灵芬馆诗话》说："近时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纸旧色。其无缺笔者，或另刻一二页，或伪刻年号以实之。"蒋光煦《拜经楼藏书踢跋序》说："旧刻旧抄本之中，苕贾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耳，剔画以就讳，剜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划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别种以代之，反复变幻，殆不可枚举"。民国时代，北京、上海等地的某些书商还专门雇佣工匠来制作假本，手段之高明竟使专门研究版本目录学的行家里手也上当受骗。解放后，通过对旧书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旧时代的罪恶才从根源上得以消除。但是，延续了数百年的版本作伪活动，毕竟在社会上留下了不少难以鉴别的赝品。这也正是版本研究工作者现在仍需学习掌握版本辩伪方法的原因。
二、古籍作伪手法
1、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 "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 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 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得。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 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万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 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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