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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报刊如何影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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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原 发表于 2015-4-15 09: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5-04-14 10:45   
东方早报   


《政治官报》1907年开始发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机关报 图/东方早报

《清议报》1898年创办于日本,是立宪派创办的首份宣传立宪的刊物 图/东方早报

  今年正值“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新文化运动”也成了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新作《“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就是从报刊和出版的视角来看一百年前的这场思想运动。在陈平原教授看来,大众媒介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早报刊载《“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一书中的《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节选),标题为编辑所拟。该文为陈平原教授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时的专题课录音整理稿。
  陈平原
  讨论晚清,从政治史、经济史、文明史、宗教史、交通史等各种不同角度切入,其采用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这门课主要关注晚清文学和文化,会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会锁定什么样的特定对象,必须有所交代。先说学界已有的研究思路,大略说来,不外以下四种。
  第一,谈文学与文化,晚清中国,最突出的潮流,当然是借鉴西方文化。这就是诸位很可能十分熟悉的论述思路,从谭嗣同等人撰写“新体诗”说起,关注黄遵宪、梁启超等如何在诗文中描摹、歌咏新事物,比如电报、轮船、议院、国会等。再进一步,将西洋器物与“欧西文思”结合,于是有了“新文学”。从“欧西文思”如何进入中国并影响中国文学的走向这一角度,解读晚清文化与文学,这一思路,从1920年代就已形成。
  第二,从1930年代开始,由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传播,很多文学史家开始关注小说、诗歌、戏剧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这个角度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不妨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为代表。此书1930年代以后不断修订重版,影响很大。借小说、歌谣、传说以及戏剧等,勾勒并诠释晚清七十年的风云激荡,这思路到现在还有生命力。
  第三,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需要,大陆特别强调文学作品“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于是关注太平天国的文书、义和团的歌谣,或者捻军的故事等,姑且称之为被压迫民众的文学想象。这一研究思路,面临很大的危机,还不是“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太平军、义和团等就那几首歌谣,只能转而搜集乃至创作“民间故事”。
  第四个研究的方向,我称之为“现代化想象”。所谓“现代化想象”,即认定晚清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向西方学习,从早年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提倡思想启蒙,不管是器物还是精神,都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发展壮大的。这里包括真假的“现代化”与真假的“文明”,李伯元小说《文明小史》以及《官场现形记》等,对此有很生动的表现。这两本书,一般人喜欢后者,但就对晚清社会的表现以及“现代化想象”来说,《文明小史》更适合作为研究的样本。
  谈论“现代化想象”,当然必须特别关注西洋文学进入中国。1898年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所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 支那 荡子肠”,不只是茶花女的悲苦命运,让中国人倾心的还有小说的表现手法。不过,有一点必须提醒诸位注意,早年介绍进来的西洋小说,大都是人家那边的通俗小说。通俗小说变了一个环境,成为士大夫的案头读物,乃至影响了中国文学进程,这时候,“俗”也就变成“雅”了。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里,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这四种思路,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假如希望找到一个兼及物质与精神、文化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方向,我会特别推荐“报章研究”。在我看来,近代报刊的出现,是整个晚清文学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基石。可以这么说,报章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媒介并不透明,本身就带有信息,这点,读现代传播学的,大概都能理解。这一点,很像1980年代的谈论“有意味的形式”,即承认所谓的“文学形式”选择,本身便隐含着某种审美趣味,或者说“形式化的内容”。
  这一思路,当初被讥为空洞花哨的“形式主义”,现在已被广泛接受。稍微认真观察,我们便很容易注意到,从明清版刻到近代报章,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涉到传播形式、写作技能、接受者的心态、写作者的趣味等,实在是关系重大。文人著述,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也不再追求“十年磨一剑”,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这种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的巨大改变,让当时中国的读书人,既兴奋,也惶惑。
  我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等书里,再三谈论过这个问题,下面我还会提及。只是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引述三段话。
  第一段,摘自1901年《清议报》第一百期上《中国各报存佚表》,那是晚清很有预见性的名言,只可惜无法考证作者。这段话在我看来,很有象征意味:“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近代的报纸、杂志出来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章体式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段,黄遵宪看了章太炎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文章后,说了一句话:“此文集之文,非报章之文”。报章自有其独特的文体,不同于此前的专门著述,这一点,今天看得很清楚,当初可是不太明白的。在黄遵宪看来,章太炎文章太古雅,一般人读不懂,那不是报馆文章的正格。
  第三段,梁启超读了严复译述的《原富》后,写文章推介,说这书译得很好,只是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一般读书人看不懂。严复回信说:我是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写作的,不想迁就市井乡僻不学之徒,我们应该努力凸显“中国文之美”,而不是随波逐流,写鄙俗的报馆文字。
  这三段文字,都说明一个问题:报纸杂志出来以后,当时中国的读书人,都明确意识到,我们的文章在变。至于是变好还是变坏,取决于各自不同的文学趣味。这里所说的“文体”,应该涵盖诗歌、文章、小说、戏剧等。传播方式不同,信息也随着变形;同样,文学发表途径变了,其风格也不能不有所转移。
  整个20世纪,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一个人从没有发表过诗,突然出了本诗集,这种情况有,但不多。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作家,多多少少总跟报纸、杂志有关系,好多本人就介入了报刊的编辑业务。第三,报纸、杂志往往成为推动学术潮流和文学潮流的重要力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报刊适合于“造势”。文学要革新,学术要进步,需要集合一些同道、提出一些口号,以推进文学及学术事业的发展,这时候,个人著述的影响力,远不及报纸、杂志来得大。第四,报纸、杂志成为集结队伍、组织社团以交流思想的主要阵地。
  假如诸位读唐诗、宋词,你就会发现,诗酒唱和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晚清以降的文学,则主要以报刊为中心来展开。比如,新文化运动后,北京的读书人喜欢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聚会,报刊编辑也喜欢借此组稿。思想传播、人际交往、社团组织,还有各种文学情报的交换等,全联系在一起。所以,假如要谈晚清以降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发展,一项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报纸杂志。
  这么一来,很容易推导出一个结论: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可以文集为中心;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则必须把报章的崛起考虑在内。你研究杜甫,可以主要依据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个人专集;可你研究鲁迅,死抱住一部《鲁迅全集》远远不够,除了细读本文,你必须考虑他每篇文章的生产与传播。在我看来,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差异。
  我曾经说过,最近十年,假如研究中国文学,最具挑战性、也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一是先秦,一是晚清。为什么?因为出土文献及各种考古新资料,使得我们对先秦的历史、思想、文学的看法,发生了很多变化。至于晚清,则是目前正逐渐成形的报刊研究热,使我们得以将文学作品置于新的生存空间,展示其不同于古代文集的性格。
  记得史家陈寅恪在给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写序时,提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材料,用这些“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方才构成“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新资料、新方法、新问题没有兴趣,或者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只能说是“未入流”。这么说的话,最能体现“预流”的,应该是像陈寅恪表彰的王国维那样,将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相印证。可以说,考古学是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文研究领域里成绩最大的,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整个中国上古史的想象。而且,你不知道地下还有多少随时准备出土的好东西!所以,考古学成果日新月异,做古代中国史的,无不眼睛睁得大大,生怕错过了重要的史料。
  可话说回来,你如果研究的是宋元以降的文史,考古资料的重要性相对小得多。你肯定会问我,研究晚清,新资料在哪里?我很喜欢晚清文人孙宝瑄的一句话:“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出土文献当然是“新资料”,但此前不被学界关注、由于眼光变化而进入视野的,同样是“新资料”。换句话说,你能读出新意,死东西也能变活。像旧报纸、旧杂志,早就存在于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就看你会不会用。在我看来,晚清以降的文史研究,不能只读作家或学者的文集,必须同时关注报刊、档案等,这样才能扩大视野,以“新资料”研究“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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