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时代奉行“小农出版”

傅月庵：在数字时代奉行“小农出版”

周梦蝶《心经》手迹
图/澎湃新闻网

　　2014年11月12日，傅月庵在脸书写下扫叶工房的“小农出版”构想：
　　一、匠人（编辑）独作。自己选作者，自己编辑，自己贩卖。
　　二、一次一收。只印刷一版，卖完即止。
　　三、产地直销。不进入行销通路，不打折扣，没有广告（腰带、文案、名人推荐什么的）。
　　此前两个月，他宣布离开茉莉二手书店，开始“扫叶”。“编辑如扫叶，扫完一页，还有一页；扫完一本，又来一本。日日是好日，叶叶起清风。”傅月庵如此诠释“扫叶”，更强调“工”。编辑就像是日本的匠人、职人，是个追求知其所以然的人，必须结合know和do的功夫。编书是“匠人手艺”，里面有许多的“文化传承、技艺跟自负”。
　　倏忽一年半，秋往春来，扫叶工房耕种两轮，收割两季——雷骧的散文集《人间自若》并画集《画人之眼》、周梦蝶的《梦蝶草》。2016年春节前，傅月庵来沪，特别造访衡山和集书店，与令狐磊总监洽谈合作。我与他约见在衡山路上的咖啡馆，地点是他挑的，他写过，编辑要会喝咖啡。
　　他很会喝咖啡。大口下去，微黑的面庞舒展出弥勒一般的笑容，递来小盒装《梦蝶墨》——周梦蝶《心经》手迹复刻。我第一次见到周公的字，由欧阳询衍化而来的“瘦金体”，笔淡如菊，清净得不像此间造物。人声嘈杂中，“远离颠倒梦想”跳入眼，有点恍惚。
　　问起台湾的出版情况，他报出一组数据——2010年台湾书籍销售总额三百六十七亿五千万新台币，2015年一百九十亿四千万新台币；举掌做出一个砍的动作，沉声道：只剩一半。“数字阅读”重伤“纸本阅读”早成事实，出版界却将矛头指向电子书，并以电子书迟迟未成气候而窃窃自喜。甚者，传统出版人对如何因应“数字阅读”，寻找对策，设法整合汇流化敌为友，完全束手无策，或者说闭眼无视。出版社只会以不变应万变，“以书养书”，想方设法维持产能，以便守住企业规模。
　　我知道他说的不止是台湾。
　　“狼”真的来了。“数字阅读”来势汹汹，相对“纸本阅读”，乃是“非线性”与“线性”的对立。网络知识平台上超链接（hyperlink）式阅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汲取知识的方式，大量、即时、互动，已然成为人类“阅读”主流。
　　我禁不住问，在这样的情势下回来做书，到底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意外，又不意外：“这是古登堡以来这个行业千年一遇的大变革，一个想做编辑的人，这时候不置身其中，就白活了。”
　　“倒行逆施，我一直都在倒行逆施。”傅月庵低头喝了一口咖啡。
　　前面的故事我知道一些。
　　他出生于与书关系不大的家庭，却天生特爱看书。“五专”毕业后一开始学土木专业，退伍后插班考上台大历史系，写论文时发现原本有趣的读书之事变得很可疑，“为了写论文，念书不是在念‘书’”，结果到手的文凭也不要了。老师介绍他去大报社他也不要，却选择去远流出版社当小编辑。“只要看书人家就给我薪水，这个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那是1995年，傅月庵三十五岁。
　　1990年代，台湾出版的“辉煌岁月”，他先在台湾馆做了三年“学徒”，“十个人花两年时间制作两本书”，魄力了得，当时亦少见。后来为了帮忙学妹，转战远流博识网“烧冷灶”，以“蠹鱼头”名号“打拳吆喝”，竟被他弄成台湾最大阅读社群。
　　2002年之后重回编辑岗位，忽忽十多年，执编、资深编辑、副主编、主编、副总编辑、总编辑，服务的作者也越来越“大咖”，白先勇、刘克襄、蒋勋的书都由他经手。他亲历了台湾出版自1995年后“数位化”与“集团化”的趋势：“看似一度兴旺，实则自新世纪前后，便盛极而衰，困在浅滩，逐步往下滑，要说横逆，还真是横逆不断。”
　　2008年左右，台湾出版界开始企业化经营，文人气息减弱，总编辑不只管编务，还要看很多报表。“我是编书的，但这个位子却不需要编书了。”加之身体欠佳，他遂离开出版社，到茉莉二手书店工作，从书的上游来到了下游。
　　差不多就在那时，我读到他的随笔集《生涯一蠹鱼》，对“我馆风雨飘摇中”的台湾旧书店印象尤深，也记住了“傅月庵”这个名字。后来，因工作关系得以结识，陪同他与李长声老师逛复旦旧书店。闷热的夏日中午，他穿着肥T裇大短裤在逼仄的书架间上下翻寻，不时掏出手帕擦汗。不知过了多久，暴雨忽然而至。
　　这一回，春寒料峭，山雨欲来。
　　近些年，傅月庵常给台湾年轻编辑上课，有感于出版界现今人心惶惶，编辑新人普遍把自己的职业看得很低，“整个环境有一种受害的气氛，那我就自己出来做一做吧！”他与出版界好友沈云骢在闲谈中谈出了“扫叶工房”的雏形。2014年8月，在茉莉书店休息沉淀六年之后，傅月庵复出做编辑匠人。“人身难得，一期一会，当内心的calling来了，你便得一跃而起，慨然赴约。”
　　前些年铁索连舟大搞集团化，这些年台湾冒出许多不足十人的小型出版社，一股“小，是我故意的”气候正在形成。摸着石头过河，路是人走出来的。扫叶工房只有傅月庵加两个“半个人”。
　　他有一个预言：“我预见未来某个时刻，电子书会在一夕之间取代纸本书，到时会被留下来的纸本书，势必是装帧制作精致，和内容值得一读再读的书。”怎么做，还是老办法——倒行逆施，回到源头：
　　让一切回归“书的本质”，凸显其“公益性”（知识、智慧的传递）与艺术性（装帧设计），降低“商业性”（“书是一种商品，但不能仅止于是一种商品”）。
　　扫叶工房迄今出版的两部作品，从作者甄选、文章编选、装帧设计、营销渠道等各方面贯彻“小农出版”理念，可以看作傅月庵在数字时代探索出版新路的两次“试验”。
　　雷骧身兼作家、画家、电影编导多重身份，傅月庵写作视角深受其影响，遂编出一本“得见其人”的书向作者致敬。诗人周梦蝶，1948年随军赴台，当过店员、摆过书报摊，甚至还守过墓，流徙不断而诗作不绝，是一代台湾人共同的“诗记忆”。傅月庵初识周梦蝶时，一次无话找话说：“周公啊，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帮你编一本诗集，特别漂亮特别厉害……”周公2014年5月化蝶。一年之后，傅月庵做出践履“生死之约”的《梦蝶草》，出版盈余将全部捐作“周梦蝶诗奖”基金。师友风义，存乎编辑之道。
　　《人间自若》由傅月庵亲自编选，他重读雷骧之前出版的三十五本书、约三百万字作品，选出约三十万字《人间自若》两册，分春明、夏影、秋光、冬晴四章，不依年代排序，也打破小说、散文分类。《梦蝶草》将周公的声音，周公的字，周公的诗与文，席德进的画、刘开的画，合而为一。选诗过程严密，从周梦蝶生前五本代表诗集、近千首诗作中精选九十九首，由诗人紫鹃初选两百首，再由周公义子曾进丰和傅月庵进行增补和删减。诗集分成“天地”、“日月”、“星辰”三个部分，各自象征周梦蝶的宽容、清明和温柔。
　　两套书均由傅月庵二十多年的“御用美编”、“亦师亦兄亦友”的杨雅棠操刀，封面、版型、书衣、书盒、纸张、图片、印刷、装订，无不考究。雷骧书名题字来自明刻本《石雨禅师法檀》；画集《画人之眼》采用锁线胶装裸脊装订法，让全书便于翻阅，完整呈现原貌。全书无导读、无推荐，无营销字眼、无腰封，以本色直面读者。《梦蝶草》遵照“古法酿制”，取法鲁迅先生编辑三原则：“纸张要好，天地要宽，插图要精致。”内页采用经折装，书衣全白取意周公生前最后所阅之书《红楼梦》十二曲之终曲“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内封桃色，傅月庵说，周公心中有个贾宝玉——胭脂宝玉。
　　傅月庵将二手书店经营珍本藏书的经验运用于新书：限量一版一印，“印后绝版”。《人间自若》每套编号并附雷骧版画作品典藏卡。《梦蝶草》不只是简单复印，最末几款章各有它们与周公的渊源，由傅月庵与同事亲手印上。随机出货，随缘有得，每个人拿到的都不太一样。扫叶工房的书仅提供网络订购和独立书店买断销售。傅月庵试图打通“小农出版”上下游，回归书店能够诠释书，书能够诠释作者的理想年代。可喜的是，经此两番合作，独立出版和独立书店相濡以沫，生机焕发，让人相信“生命自会找到出路”。
　　近黄昏，咖啡早已喝空。我问他扫叶工房现在有没有压力，他说当然有。我奇怪，不是有出资人吗。答说没法拿了钱心安理得，而且他不擅管账，也不要管，只愿做书。沉默了一小会，告诉我一句他喜欢的道元禅师的话：“但知奉众，不可忧贫；若无有限之心，自有无限之福。”边说边用手指在咖啡桌上写，我凑近了听，听得脸上发烫。后来才知，他曾将这句道元禅师的话发到脸书，“而今而后，遵此以行”，配图堂吉诃德。那是2014年9月1日，他“扫叶”的第一日。
　　在门口道别，我站在路边看他走远，灰白头发，宽大的灯芯绒长裤，显旧的横条针织衫，黑色双肩书包，一点点融在淡淡斜晖里。想掏出手机拍照，后来还是没有。梧桐树影间，望见衡山路上书店灯光，想起傅月庵的话：“数字时代的纸本阅读，越来越像是唯一的真实。”

　　

对话
　　李佳怿：请您先介绍一下扫叶工房的所有成员吧，怎么会有两个“半个人”？
　　傅月庵：目前工房有两个人，我担纲所有编辑事务，以及企划宣传。另外两个“半个人”，一位是沈云骢，他是智囊，凡跟数目字有关的事，通通由他搞定，这是我的弱项，非他不可。另一位是营销的小朋友，所有渠道的事都归她，特别辛苦。因为两人同时也参与早安财经出版社的运作（沈是早安财经老板），因此算半个人。
　　扫叶工房另一骨干是杨雅棠，跟沈云骢一样，都是多年好友。雅棠是台湾有名的书籍装帧设计家，获奖无数，我从年轻时就跟他一起编书，几乎到了互看一眼就能心意相通的地步。相识二十载，还能一起合作，追寻新的理想。那是一种幸福了。我想。
　　
　　李佳怿：1997年，远流在台最早开始通过网络售书，1998年您开始烧远流博识网这口“冷灶”，它是在您手里“热”起来的。当时王荣文先生提出的“实体与虚拟共舞，传统与数位齐飞”的远流博识网精神，与现在扫叶工房的“数位时代，纸本风采”有某种关联吗？
　　傅月庵：人生际遇很难说，当下你可能都不知道它的意义为何？1998年我成为“远流博识网”主编，纯属偶然。彼时网络刚出现，像个怪物。谁也不知拿这玩意儿怎么办？我胆子大，王老板心胸宽广，就随我去乱玩了。
　　王老板对新鲜的事总有许多看法，且往往能一语中的。当时是为了催促大家“无畏”地去接近数字、体验虚拟，多多向网络靠拢，却没想到趋势真的往那边走去，网络浪潮，一波高过一波，资料库、电子书、博客、微博、微信、脸书、Twitter……到了今天，“数字阅读”沛然莫之能御，几乎已打败“纸本阅读”，早晚将成为人类汲取知识的最重要管道。
　　“数位时代，纸本风采”说来有点悲凉，是主客易势之后，对“纸本阅读” 的某种“温情与敬意”。希望通过“纸”这一载体，呈现过去几千年之中，装帧设计、印刷装订所能达到的某种艺术境界，乃至透过这一呈现表达出“匠人”的心意——无论文字编辑或美术编辑。而这一种温度，恰恰是数字所达不到的。

　　李佳怿：在茉莉二手书店工作的几年，让您把出版的上下游走了一遍，大部分编辑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能分享一下书店经历对编辑工作的启发吗？
　　傅月庵：茉莉是二手书店，且是很大的二手书店，台湾北中南都有分店，每天收入卖出的旧书数量惊人。对本来就喜欢在旧书堆打滚，且对编辑饶有兴趣的我，这几年时间可谓大大“进修”了一番。
　　除了从“编辑实务”的角度去仔细剖析、解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漂亮”书籍，让自己眼界更开阔，掌握更多的图文资料之外，“编辑理念”的启发，更不知凡几。举例而言，进入消费文明大量复制的时代，“书籍”一如其他货品，渐渐走入“速食”的命运。书的折旧率特别高，早上花五十元买来的一本书，晚上看完卖去二手书店，所得大概五元不到。纸本书的折旧率这样高，加上其体积所占据的空间，面对“电子书”时自然大大不利。如何降低折旧率，让一本书买进之后，甚至有“增值”的可能，这很可能成为决定“纸本书”日后命运的一大关键。
　　因为在旧书店里，看多了拍卖、珍本、善本，遂有了“珍本制作”的概念，通过限量、手作、装帧设计……为书加值，降低折旧率，甚至还可加值。这是电子书绝对做不到的，是“数位时代，纸本风采”这句话里，非常务实的价值所在。

　　李佳怿：您似乎对图片有某种偏爱，扫叶现在做出的两种书，都是图文书，但却不是那种“读图时代”的产物。您觉得数字时代应该怎么做图文书？
　　傅月庵：编辑是一门大学问，最讲究的是“精准”两字。自从有所谓“图文整合”之后，“图”跟“文”之间便处于某种“既联合又斗争”的状态。谁主谁从？谁诠释谁？图文比例？……本就已变化多多，若再加上作者、摄影者、绘图者的风格因素，那“编”起来可就够好玩的了。
　　相对于文字书“一槌定音”的版式，我确实更爱版式多变的图文书，因为挑战更大，跟美编互动更多，也更有成就些。数字时代里，因为电脑图文整合能力的强大，让美编与文编的发想、创意更容易实践，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至于整合后的呈现，无论是数字或纸本载体，背后都得有一个编辑在，都得继续追求“精准”这件事。

　　李佳怿：现在扫叶工房的两位作者各具特色，也可以说关联不太大。倒有点像您之前说的，为一个作家建一个出版社，出完他的书，换一个名字再出另一位作家。一般独立出版都会专注某一类型的图书，以便建立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傅月庵：“扫叶”之所以成立，其中一个目标，是要“致力整合、传承新旧，让数字、网络成为出版助力，而非阻力”，也因此很多编辑思维希望能突破传统出版的窠臼，走出一条新路，不仅编辑如此，营销也是这样。这也是为何在台湾，前两套作品主要依靠“直接网购”的原因，换言之，我们想尝试在网络时代里，有无可能跳过“中间商”（书店），直接贩卖“产品”（书）。我们笑称这是“小农出版”，一年一作，卖完就卖完了，也不再版，要买请等下一季。
　　因为是这样的概念，对扫叶而言，每一部出版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无所谓“书系”、“类型”什么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套《人间自若》，除两本文字书，还要多一本画册，因为编辑觉得，若不是这样，无法显现作家雷骧的完整面向。到了第二套《梦蝶草》，没有画集，却改成了朗读CD跟“心经手迹复刻”，原因还是一样，非得如此，诗人周梦蝶全貌无法呈现，读者不容易进入他的诗的世界。
　　
　　李佳怿：做书过程中您一直在脸书与读者互动，会因为读者的建议而改变您的一些想法吗？
　　傅月庵：读者意见很多，七嘴八舌，更重要的是“绝不负责”，因此什么能听，什么该略过，自己心里得有一把秤。大体而言，出版是制造业，编辑自有其专业，我也比较有自信，听得相对少些；卖书是种服务，为人民服务，兼听则明。譬如《人间自若》出版时，我们坚持只通过网络卖书，很多朋友觉得不方便，因快递到时，家里可能没人在。我们评估之后，到了《梦蝶草》，我们便多开了两个口子，一是台湾各地的独立书店，希望多个通路，也诱导大家多到小书店消费；一是一家中型网络书店“灰熊爱读书”，通过他们，读者便可在便利商店取货，解决不在家问题。实施之后，效果很不错。估计日后还会继续。为人民服务，以客为尊，真的不容易啊！

　　李佳怿：经过一年实践，起初的“小农出版”构想有变化吗？这两季“收成”您还满意吗？
　　傅月庵：到目前为止还行。编书于我而言，相对简单。卖书，尤其“倒行逆施”式的卖法，那比较难些。但似乎也就这样过去了。销量大约都可达八成以上，算很不错了。这一年里常想起明末沩山老人的一段话：“远行要假良朋，数数清于耳目；住止必须择伴，时时闻于未闻。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附善者，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真的很感激所有支持“扫叶工房”的朋友，大家努力在完成一个梦想。

　　李佳怿：“小农出版”注定做不大，作为编辑个人，可以不忧贫，那么对出资人呢，他也不希望您做大？
　　傅月庵：任何人创立事业当然希望“能久可大”，但到底怎样叫“大”，规模大就是大？还是说产品好，赢得口碑就是大？大量复制的时代里，我们常以产量销量来衡量大小，而以“成长”来断定一家企业的好坏。常见的状况是，一家小店，因为东西好，有了名气，便想“展店”，便要搞“连锁”，以便扩大产能，多赚点钱，“求大”过程里，某些最重要的东西却消逝了，那是非常可惜的。美国《企业》杂志总编辑鲍•柏林罕（Bo Burlingham）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小，是我故意的》（Small Giants：Companies that Choose to be Great Instead of Big），讲了十四家“不扩张也能成功”的公司。“扫叶”成立之前，我跟出资人都看了这书，也觉得我们这样就好：小作坊，真良品。短期别赔钱，一本一本出下去，长期也不用赚太多钱，大家都忙得很快乐就行了。
　　这又是另一种“倒行逆施”，但年过半百，再不“叛逆”，就没机会了。

　

　李佳怿：《人间自若》“产地自销”，《梦蝶草》会和大陆独立书店合作，对周梦蝶这样具有独特台湾印记的作者，您是否担心大陆读者会有“隔”？
　　傅月庵：这我比较不担心，因为一来，文学，尤其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人说：诗是把最好的字，摆在最好的位置。因此，翻译起来很难，因为文化背景、文字特性用法，都不容易翻译。但周公始终是以中文创作的，他的诗，就是“把最好的中文方块字，放在最好的位置”，且“诗风简约，余韵悠远，大得中国画留白之精髓；引禅入诗，有谐趣，有棒喝，孤独、苍茫常见于字句间，主客难分而暧暧内含光”。那是非常中国的，一点无“隔”，这也可以从他之前在大陆所出版的唯二诗集：《刹那》（海豚出版社）《鸟道》（中央编译出版社）受到老少读者欢迎，可见一斑。

　　李佳怿：《人间自若》的销售，全台独立书店帮了很大的忙，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发行模式。您在脸书上说：“‘小农出版’上下游携手同行，相信必可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您的理想是通过“小农出版”上下游携手，为台湾出版开出一条新路吗？经过实践，您觉得可行吗，具体的困难在哪里？别的出版社可能照搬吗？
　　傅月庵：2010年左右，台湾开始掀起“独立书店”风潮。后来出任“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对此格外重视，挹注了不少资源加以扶植，譬如补助青年人返乡开书店、补助独立书店办讲座、协助成立“友善书业合作社”联合进书……几年下来，成效渐彰。2015年之后，台湾的独立书店，已经有近百家，虽然生生死死，但其实只要有心串联，也可构成一个不亚于诚品、金石堂的通路。
　　只是独立书店之所以称“独立”，除了与连锁书店力求标准化、商业化的取向不同之外，大体而言，店主人都有其风格，普遍店面不大，进书量小却很准确，会很用心地推荐、经营每一本选书。换言之，在独立书店里，“书”不尽然被当作“货品”买卖，而是通过店主人的热情加持，焕发出某种“书籍”特有的光芒。
　　这些“因为爱书，所以开店”的店主人，通过网络、合作社，得以交换讯息、经验，在连锁书店节节败退的当下，挑起人们逛书店、听讲座、买书的欲望，继二手书店之后，目前已形成台湾又一道文化风景。
　　“扫叶”因为求精求美却不求大，跟这些独立书店气味特别吻合，《梦蝶草》出版后，便只在这些书店销售。因《梦蝶草》单价相对高，对书店而言，其利润大些，周公又是摆书摊的老前辈，因此格外力推，结果成绩斐然，效果非常好。
　　这种成效，当然可以复制，最主要原因是这些独立书店联合成立“友善书业合作社”，形成另类中盘，解决了许多供销问题。目前台湾很多人文类书籍都是通过合作社发送到各书店，渠道形成，大家都可用，称得上功德无量。

　　李佳怿：您说的台湾刮起“小，是我故意的”之风很有意思，能介绍几家“小”的出版品牌吗？
　　傅月庵：“小”的出版品牌很多。所谓“小”，定义大概是“十人以下”，老牌子的譬如专攻商业书的“早安财经”、文学书的“宝瓶”都不大。后起之秀像经营人文书大大有成的“新经典文化”、“有鹿文化”，另外则是一人出版社，像专门出版俄国文学的“樱桃园”、科幻小说的“鹦鹉螺”、文学类的“启明”、“一人”、“逗点”等等，都非常活跃。但事实上，各大出版集团，因为成立“利责制”，各路线自负盈亏，其实也都是变相的小出版社。至于“读书共和国”、“大雁基地”，则是出版社的结盟。台湾的出版有大有小，有综合有专门，相对于大陆的“集团化”“造大船”，显得更加立体，也灵活许多。当然，在资金上显得较匮乏，常较穷。但既然“小，是我故意的”，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李佳怿：据您观察，现在大陆出版界状况和台湾相比大体上有何异同？
　　傅月庵：还是大小之别吧！大陆市场大，进入市场便是大军团作战，讲究的是战略。台湾市场小，需要在战术、战斗上多下功夫，且因为竞争激烈，琢磨出了许多营销技巧，操作手法。但也因市场小，为了求生存，很多书在成本考量下便出不了。反过来说，大陆出版因为市场大，相对豪气，选题广阔，很多冷僻的人文书都可以出，这是很令人羡慕的。
　　但整体而言，就算前有数字阅读围堵，后有网络书店夹击，大体而言，台湾的出版市场还是比较有秩序的。书店与渠道之间有一定的默契，彼此还是有“伙伴情感”，这在纸本出版大崩溃的时代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李佳怿：大陆年轻编辑和台湾年轻编辑面临的挑战应该大抵差不多，您作为一位业界前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傅月庵：大陆跟台湾的编辑，乃至过去与现在的编辑，所碰到的难题，最基本的，无非“食少事繁”四个字。这是宿命，从中国编辑老祖宗孔夫子起就是那样了。厨房是热的，要进来就别怕热，这没什么好讲。能说说的是，在这么燠热的厨房里，汗流浃背成天煮炒煎炸，到底有无意义？
近来很红的一本书，讲二十世纪初美国传奇编辑珀金斯（Max Perkins）生平的《天才的编辑》，书里有一句话：“编辑最多只能释放能量，而非创造。”诚然若是，因为释放自己的能量，而让别人的创造有了光，那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知识系统、人类文明无非一种回路，但任何回路都必须有人去压下按钮，才能通上电流，编辑释放的能量，放大来看，便是这样。
　　因为有了编辑，才有出版；有了出版，人类文明方得递嬗。尽管时代在改变，人类吸收知识的方式也正在分化，但无论网页、网站、电子书、资料库，编辑这一角色依然不可或缺，所需要的无非顺应潮流，勇敢面对新变化，拥抱新载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