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心里话，我非常不喜欢顾城！

为啥顾城总戴那顶奇怪的帽子？（组图）

荣挺进   







　　顾城的帽子是个打眼的标签，也是一个惹人误解的话题，还是个一经思考让人有些为难的话题。关于这顶帽子，有各样猜想和推测，如果在网上搜“顾城帽子”，会发现不少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比如：顾城为什么总戴帽子？为什么顾城总要戴一顶奇怪的帽子?顾城为什么要戴白帽子，有什么意义么？顾城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为什么是裤腿做的？顾城帽子很特别啊！有什么含义吗？在《顾城海外遗集》经近十年整理终于要陆续面世之际，聊一聊顾城的帽子，和帽子下那个不一样的顾城，想来还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在豆瓣网，不单有顾城诗歌爱好小组，还有一个“大爱顾城的帽子~”小组。针对“帽子”问题，答案丰富多彩。随手摘几组答案来看看：
　　1.顾城的名字有个“城”字，帽子的形状也很像个“北京城”，他在海外飘泊，很想家，想念北京城，所以戴着它，缓解思乡之苦。
　　2.有一种说法是，顾城觉得这顶帽子很像苏东坡的帽子的式样，这是他的烟囱，有气就从头顶上冒了。
　　3.因为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4.帽子是白色的,表示很纯洁。那个有着他的象征的帽子是顾城用裤腿做成的,有倒转世界的意思，象征他对于叛逆的标榜和对自由的渴望。
　　5.据北岛在《失败之书》是所提及到的，是因为顾城担心他那些纯净的思想被世俗所污染，所以要戴上一顶自制的帽子，以求自身的独特性质。
　　6.的确是从一个牛仔裤上剪下的裤腿。为了表示对世俗的颠倒意识和反抗。他是孤独的暴乱分子之一……
　　以上算是认真回答问题的，有理解，还找了些依据。下面这些可能是恶搞版吧？抖一抖机灵，全然发乎己意，分明要博大家一笑：
　　7.也许他头上长了个大包，总也不好，于是找个帽子遮着。
　　8.因为他喜欢穿短裤。
　　9.现在40岁以下的男人，几乎清一色的都要戴绿帽子，太多了，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改戴白帽子了。
　　10.我一直以为是王冠。
　　这顶帽子究竟是什么？
　　这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它之有趣，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顶帽子的面料和做法。
　　最多的意见是，顾城这帽子是裤腿改造的，是牛仔裤剪下来的裤腿；也有人找来依据反驳，说不是裤腿，是牛仔布自制的，“制作比较简单，只要封住一边的口就可以”。其实，听一听顾城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家人的介绍，他的帽子用什么面料，怎样做的，谁给他做的，就简单明白了。
　　初见面时（1987年夏天），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顶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总不脱下来。“这是我的‘思维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纷扰隔绝。”我听过他这么对人说。“我怕冷呢，所以总戴帽。”——这是另一版本。谢烨给他缝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布圈圈，料子各异，笑眯眯地、温顺地给他戴上。
　　这是顾城在新西兰的朋友、奥克兰大学的同事叶宋曼英在1993年10月15日写的《纽西兰的岁月——顾城夫妇生活点滴》里专写了一节“顾城的帽”。按同事的说法，顾城的帽子，是布缝制的，是谢烨给他缝制的。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做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
　　这是诗人芒克的说法，他认为是牛仔裤腿制的。
　　顾城的帽子并不是裤腿做的，是他用同样的布料做的。当然你愿意这么说就说吧。
　　针对诗人芒克的说法，顾城的姐姐顾乡给他写过一封公开信，进行反驳。1990年9月，顾乡在顾城帮助下移居新西兰，随后也在激流岛安家，她见证了弟弟的成长，也见证了弟弟最后的死亡。她承受巨痛写下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是了解顾城海外生活的基本读物。
　　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答者，还是顾城的妻子——谢烨。她在《游戏——我和顾城》这篇文章里，回顾俩人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描写了许多充满快乐情趣的细节和场景。关于帽子，她这样写到：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我吃了一惊，倒挺好看，脱口叫了声：“可汗！”
　　“你老是‘少数民族’，你当可汗吧。”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走来走去。
　　他不再孤独，他有了两个名字。
　　事实上，顾城出国之前、结婚之前，就给自己做过直筒筒的高帽子。有顾城自己的话作证：“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顾城之于帽子的喜爱有照片作证。
　

　顾城的帽子，其实就这样简单：他小时候自己做的玩物，结婚之后他的妻子谢烨也有兴致参与；用料都是普通布料，如花布、牛仔布、白布、灯芯绒布等；颜色各异，或蓝色、或白色、或杂色；样式一律，高高低低的直筒子，连帽顶都没有，上下通透；制作过程也简单，一块布圈过来一缝，有时连边也不锁，难怪被视为一截裤腿儿。《英儿》上篇“引子”开头，顾城虚构的那位学工的博士说：“C的丈夫G是个有点奇怪的人，他不拘走到哪儿都戴着一个烟囱形的帽子，有时还是牛仔布做的，使人想到那是一节裤腿，走到街上于是总会引起笑声，特别是那些德国的女孩子，经常会失声大笑起来。”顾城对于帽子被视为裤腿，也是自嘲的。

这张照片，可以很分明见出，顾城的帽子上不封顶 图/新京报书评周刊

　　帽子的意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猜测？
　　读者或朋友因顾城的帽子产生的各样揣测，是有依据的，它们首先来自顾城自己花样翻新的说法：
　　——有一个生长在美国的朋友，这些天我们天天碰面，直到刚才他才问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我就说，这是一个天线，可以收听福音。他听了表示满意，因为帽子是有用处的。我也感到满意，好像我眼睛上头还有眼睛。
　　——呵，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
　　——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好像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我很遗憾这个帽子会这样地干扰大家。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选择的事，就是做了这顶帽子，并且戴到了脑袋上。没想到就被洞察出来。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帽子是一份贡献呢？还是一个扰乱。人家质问我这个帽子的时候，我不想令人失望——我回答说这是我的家，我老呆在家里很安全；我回答说我生气的时候，这是个烟囱；今天我说，要是谁乐意往里边放钱，也并不太坏。
　　——如果简单地回答那就是：为什么不戴呢？这是我做的帽子。就是这样。没太多的理由。有人问我，我说，呵，这是我的家，这是北京城墙，这是我的房子，也都没错，找点儿乐子吧。
　　（听众继续追问：“是牛仔裤剪下来的？”）这个布是我在柏林买的，它正好是最前边的部分，所以它带一个边儿，我一戴人家就认为是个裤腿儿。也可以，用脑袋走路。（众大笑）
　　——北京的城墙拆掉了，我呢，就给它搬到这儿来了。要不然我怎么做梦老在北京城里发愣，出不去呢？我就戴着它走不出北京而走遍天下吧。
　　——这倒的确是我自己做的帽子，看来它很成功是吧？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我的妻子建议我去报上一个专利，再去时装展览转上一趟，也许卖诗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卖。
　　……
　　概括起来，是这样一些：城墙，或者是北京被拆除的城墙；家，房子；城堡；烟囱，拔火筒；天线；大炮；花盆；裤腿儿；钱袋子——因为没封顶，可以直接往里扔钱的。这里，有形状上的近似，有情感上的附着——不是附会哈，如安全、家、海外的牵挂，还有纯属玩笑的笑谈。
　　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故意迎合，拿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理由”，让听众“误入歧途”；一方面自我消解，发一些牢骚：“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我的妻子建议我去报上一个专利，再去时装展览转上一趟，也许卖诗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卖。”“不过是个说法吧，不必当真。”“找点儿乐子吧”。
　　给一个简单的帽子，赋予这么复杂的“答案”，顾城是什么意思？帽子之于顾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这个理由很简单，好像也很充分。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充分的理由：喜欢。
　　在不同年龄、不同场合，顾城喜欢戴各种样式的帽子，直筒的，带帽沿的，花哨的，素净的，甚至军帽。顾城的影集里，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外，他戴帽子的时候似乎比不戴帽子要多：一个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又到山东农村生活数年，且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崇拜军人的时代里，帽子可以御寒，还仿佛一种向往和希望。这种体验，即如今天许多孩子喜欢戴一顶旅行帽、棒球帽之类。
　　甚至，对于他戴直筒帽的缘由，也不妨大胆猜想：灵感未必来自历史上苏东坡的“子瞻样”，恐怕来自“文革”之前到其间——顾城小时候习见的一项社会活动：给批斗对象戴的纸筒高帽子。大人们热火朝天在革反革命的命，小孩们捡一捡样，也玩一玩斗争游戏，给伙伴或自己头上来一顶高帽子，正是那个年代的时髦。
　　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
　　这得意，让他找到一种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方式，招摇、惹人注目的方式。
　　当他出国时，“因为我猜想西方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几亿人就会有几亿种帽子，我的帽子应该并不稀奇。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选择的事，就是做了这顶帽子，并且戴到了脑袋上。”然而让他惊奇，在欧美，他的直筒帽子也让人好奇，这顶帽子，实际成为他有意无意展示个性和自由的标志。
　　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
　　一顶帽子，给他一种安全感，一种自由感，这是一种诗意、诗性的理解和表达。
　　他谈论帽子的矛盾而有趣的态度，大概不外乎两个心态：
　　一是好玩。既然喜欢，就满足自己的喜欢，让自己开心；也希望别人开心，满足他探询的意愿，让探询者也觉得好玩：“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二是洞察。即，顾城在思考和交流的过程里，洞察了事物-表达-谈论的本质，使其对语言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看看他另一段因为帽子引起的感慨：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
　　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是开会开出来的。在他看来，所有道理之下，别无道理，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制造道理的工具，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许多时候，放下这个工具，放下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不过，为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不让这个微笑消失，这些无用的沟通、无法搬开的障碍，却必须存在。这其实是诗，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哲学的心态。
　　一百六十年以前，当西洋人进入中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他们的高鼻子、蓝眼睛、金发产生了强烈好奇心，洋人遭遇过、甚至仍然在遭遇许多围观；一百一十年前，当中国人走进西方世界，西洋人也曾对我们祖先的辫子、小脚、长衫子兴趣浓厚，我们的祖宗们因此受到许多蔑视和戏弄。
　　如果说，帽子即个性。一开始，顾城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可视为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他走进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的阻碍。戴与不戴、有选择的戴、无所顾忌的戴，帽子成为标签，以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主选择和自由存在的状态。
　　面对从中国到西方，从黄种人到白种人、黑种人，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一种体谅和认同的形式，回应而非回避非议。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一种超脱得失的自在表达。
　　顾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诗歌，“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1992年5月13日纽约。见“演讲答问卷”《看见睡莲之后》第二辑）
　　1993年10月7日顾城自挂树上的前一天，在他《写给儿子》的第十一节，顾城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明了顾城的帽子的各样道理，再看到这样一种惶恐和忏悔，难免有一种悲凉之意。

但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些人，对一个杀人的人喜欢的不得了。我想，肯定有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