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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本来是特别有用的，它不仅仅对于我们人生的远大理想，对于任何一个细微的情景都会很有用处。这是历史教育对于我们人生之重要性。
说到历史教育的普及，无非就是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讲什么，二是我们怎么讲。如何普及历史教育，表面上似乎更侧重“怎么讲”，其实不是这样。普及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先谈历史教育普及什么，就是讲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讲什么呢？讲前人嚼过的馍。所有的历史，无一例外都是前人嚼过的馍。我记得哲学上有一句命题，叫做“人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它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不可再复原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当时的人，凭着他自己的感官印象和所拿到的材料，进行重新加工整理的东西。
那么，他们的记述是真的吗？很难说。这还要依据当时的条件。在孔夫子那个时代，你会感觉很悲哀。为什么悲哀？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没有造纸术，字写在竹简和木简上，只能字斟句酌。孔夫子一部《论语》多少字？一万多字足矣。一部《春秋》多少字？一万多字。一万多字记载了好几百年的历史。平均每年几百个字，几十个字，太不可思议了。那么，历史的真相在孔夫子那个时代怎么去追寻？就只能限于考据学，这个字怎么理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过去中国的文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没有标点符号自然会出现中国历史上很多奇闻趣事。“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完全满拧的意思，到底谁对谁错，我们只能追寻当时。这是那个时代。后来好不容易有了纸张，有了纸张之后，记录的可能会多了吗？记录者，还要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客观地说，任何人对历史的判断都要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因素，这个个人好恶会影响到历史。
比如今天，评论汉武帝。这个人怎么评价？是好是坏？司马迁《史记》的《今上本纪》(《孝武本纪》)，就是记载汉武帝的，满打满算5000字，有2500字是揭露汉武帝的*****、丑行、恶行，至于汉武帝一生53年的帝王生涯，他干了那么多的好事，司马迁2500字搞定。你要是看了司马迁记录的汉武帝之后，你会觉得这人怎么这么糟糕啊，他那些成功的事只是一个偶然。好在我们还有班固，弥补了司马迁的不足。
司马迁写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从文采来说，班固差远了。但是从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就对司马迁不敢恭维。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自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史如何解读。正史是带有片面性的，带有史家的片面性的。同样讲汉武帝，你自然要参考司马迁的记载和班固的记载，把两个人的记载都拿出来，然后再依据我们后人的判断，进行材料处理，才能接近历史的本原。所以，同样是正史，也有不同。
除了正史，如何看待野史？野史里面就没有真实性的东西吗？咱们还真不敢说。本来前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这些著作，没有经过政府的处理，基本反映了史家个人的观点，个人对材料的加工处理，还算是比较完整的个人的看法。这种局面到了唐代后一去不复返。唐太宗把所有搞历史的专家都集中到一块，你们写书，经过我的审定才可以出版。这时候历史书就已经完全没有了私人的色彩，变成了封建王朝的一个传声筒。在这些史书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唐太宗非常了不起，政权要是落到他哥哥或者他弟弟手里，中国肯定完了。事实真的如此吗？野史上记载，唐太宗在杀他哥哥和他弟弟的十个孩子的时候，手起刀落，8个月的孩子，格杀勿论。这难道不是一个暴君吗？到底谁是真实的？往往有的时候，私人笔记，他自己记载的东西，倒有可能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为是私人笔记，他不是一个专家、一个史家，他依据的是自己的材料，他是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所经历、所闻、所见，然后自己记载下来。所以，对于这些所谓的野史，我们不妨仔细审核、梳理，也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用处。
有时候，用野史来证正史，未见得错。正史未见得都真实，野史未见得都虚构。具体怎么处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可能我讲的和某位老师讲的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都是依据历史现有的材料，做我们认可的一个推断，因为历史已经没有办法还原了，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真相。完全的真相，真的抱歉，已经过去了。历史恰恰因此而精彩。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初讲的，学历史有什么用？学历史是为了对我们今后有所启发，小孩的、大人的、个人的、集体的、国家的、世界的、局部的、全局的等等。其实历史教育要达到的本质就是追求历史的真实，从中受益。追求历史真实是研究者的事，而他们研究出来的结论，要由另外一部分人来传播，这就是我们中学历史老师，包括小学历史老师、大学历史老师的作用。
纪连海，1965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历史教师。2005年7月—2008年5月曾经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正说和珅》、《正说刘墉》、《正说纪晓岚》等70多讲。2006年以来先后出版了《历史上的和珅》、《历史上的多尔衮》等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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