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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兴收藏，当前我国收藏市场一路走高。过去古籍善本的价值一直被市场低估,近几年来随着藏家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学术引导收藏的风气日渐浓重，知性藏家亦不断成熟，因此古籍市场的走向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古籍拍卖的价位不断上涨。不少投资者认识到古籍善本是一新的投资渠道，都加入到古籍善本和书画的购买和收藏行列。就市场而言，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物质文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求，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需求正日益高涨，文化产业正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北京卓德国际拍卖公司的成立适逢中华盛世，力推以古籍善本和中国书画等极具文化内涵的藏品，为海内外收藏家和机构提供一个物畅其流的高层次高品质的文化交流平台。
北京卓德国际拍卖公司首拍将于2011年7月10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开槌。此次拍卖分为古籍善本和中国书画两个专场，届时将推出大量古籍善本和珍品字画。其古籍善本专场，首拍即推出历代藏书家梦寐以求的顶级藏品——宋刊元椠，其中宋刊本《钜宋广韵五卷》，为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元刊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二十卷，为元代刘氏日新堂刻本。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陈先行先生与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赵前先生分别为上述两书做了叙录（文章及书影附后），广征博考，鉴定两部古籍的善本价值。由上述两部书即可见，卓德首拍藏品分量之重。其他数百件精品藏品，亦可谓琳琅满目，定会受到广大藏家的青睐!
[b]附文之一：珠还合浦当什袭——记宋刘仕隆刻本《巨宋广韵》
庚寅岁杪，南宋建宁麻沙镇坊肆刘仕隆刻本《巨宋广韵》惊现东瀛市场，因历代收藏家向无著录，亦未见别本流传；原本复无藏家印记，似无可考索，人或难以置信，于是元椠、明刻之说，纷纭莫衷。殊不知此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藏书家福井氏崇兰馆之旧物，大有来历。京都福井家自福井枫亭（名輗，1725-1792）始，累世以医学名家，精研六朝及唐、宋医书。长子榕亭名需，性喜书画、古籍，往还皆一时名儒。蓄书既富且精，考据学家狩谷棭斋曾施计登门抄得孤本《新修本草》，书林传为美谈；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亦著录其所藏古抄旧椠多种。后馆遭回禄，烬余之书今或见于日本杏雨书屋、天理图书馆等地。而此部《巨宋广韵》，或其世守未散者耶。
余谛观友人传下书影，认为此本宋版无疑，真乃珍逾球璧之物也。而异说岐见，不足为怪。盖日本所藏宋本之奇且伙，诚超乎人们想象。己丑孟冬余曾东渡访书，有意无意间在寺庙与民间先后经眼数部宋版，皆大陆闻所未闻之秘本孤帙，或不见书目记载，或虽曾在异域流传，但连日人亦以为早佚，把玩在手，真有瞠目结舌之感。由此对清季黎庶昌、杨守敬搜采、辑刻佚本之意义体会更加深切。而此《巨宋广韵》寻为吾国人所获而携返中土，可谓黎、杨事业之赓续，不禁为之拊掌击节。
北宋景德、祥符年间陈彭年、邱雍等撰《广韵》一书，又称《大宋重修广韵》，系研究古代音韵学之要籍。当时校定出版，既为审音辨韵，也为时人应试作文之用，故有宋一代即翻本叠出。然北宋本久淹无征，后人所谓藏有北宋本者，实皆南宋刊刻，或经窜改，或存讹误，能嫡传北宋原本者鲜矣。有鉴于此，历代藏书、校勘之家，广搜众本，罗列排比，希冀推寻乃至恢复陈、邱原书本来面目。惜踵事者多而收效者少，缘南宋诸刻亦未能得其全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图书馆获藏南宋建宁黄三八郞书铺所刻《巨宋广韵》（清末由黎庶昌随从、画家顾澐以梁天监小铜佛从日本收藏家向黄村氏易得），音韵学家周祖谟先生喜出望外，勉力为之撰写影印序言，盖是本乃周氏曩昔撰《广韵校勘记》时所知而未得见者也。虽残缺卷四而配以元刻本，但彼时人多以为传世仅存之物，不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即内阁文库）更有足本在也。如今确属孤本之刘仕隆刻《巨宋广韵》，历近八百年后重现于世，遂使《广韵》研究平添一部向为人所不晓之善本，奈何先哲已去，不获一睹，令人三复太息。
按此本牌记有云：“《广韵》日前数家虽已雕印，非惟字体不真，抑亦音切讹谬。本宅今将监本校正，的为精当，收书贤士，请认麻沙镇南刘仕隆宅真本。”虽不详其云“数家”所指何本，也未悉其校正系据北宋抑或南宋监本，但申言所见版本之讹，今人自不能以旧时偏面看低福建坊本之眼光视其为销售广告而轻忽之。
因未及检览原书，兹仅就所见数帧书影粗析端绪，颇觉此本系仿自同邑黄三八郎书铺刻本而重加校勘刻印者。其一，宋刻本而书名题“巨宋广韵”者，所知唯独黄三八郎本一家，他本则题“大宋重修广韵”；而此本既称据监本校正而不改题名，正彰显其与黄三八郎本之关系。其二，此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之行款，不同于现存之浙刻十行本，唯与黄三八郎本一式；且字体亦相仿佛，如出一手。其三，此本卷末既镌“巨宋广韵入声卷第五”一行，复于所附《声叠韵法》之后再镌“巨宋广韵第五卷终”一行，此式亦它本所无，仅黄三八郎本相同，只是“第五卷”黄三八郎刻本作“卷第五”。因此，就形制而言，两本犹如孪生。虽然，此本并非径翻黄三八郎本。凡周祖谟先生盛称黄三八郎本之长处，此本相同，无需赘言。而黄三八郎本之讹误或异字，此本则施以校勘纠正。如卷一叶三“〓（“隆”去“阝”）”字下小字注“多〓（“隆”去“阝”）礼天”，黄三八郎本误“天”作“大”。又如卷三首叶韵目，“混”字上小字注“乎本”，“很”字上小字注“乎垦”，“皓”字上小字注“乎老”，“槛”字上小字注“乎黯”，黄三八郎本四“乎”字皆作“胡”。因“胡”字在同叶及别处屡见，故此数处改“胡”为“乎”与元人忌讳无涉，而适与今存浙本系统相同。治《广韵》者若能慎审全书，校诸别本，自当有更多发现。
此本庙讳嫌名缺笔较黄三八郎本为谨，包括小字，少有疏漏。惟俗体字稍多于黄三八郎本，且业经校勘，故判断其刊刻在黄三八郎本之后。但刊刻时间与黄三八郎本相去未远，因两本避讳皆至“惇”字（见卷二庚韵）。黄三八郎本有“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一行刊记，之前书林以存世影抄本而知黄三八郎在孝宗干道元年（1165）曾刊刻《韩非子》，且字体类似，故推定该“己丑”为干道五年（1169）。今既发现 “惇”字已避讳，其刊刻当在理宗绍定二年己丑（1229）；则刘仕隆本之刻年应与之接近，其牌记所谓“日前数家”云云，当包括黄三八郎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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