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第七任奉天市长王贤湋附王贤湋笔供

王贤湋，（1905～1983）辽宁金州人。王永江次子，曾在德国留学，一九二九年从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先到东北交通委员会见习，后分配哈尔滨中东铁路局机务段任工程师。一九三一年任扎赉诺尔煤矿副矿长，之后改任安东省民政厅科长。一九三七年转满洲国总务厅任参事官，因在禁烟事业中表现突出，荣获景云奖章。一九四○年就哈尔滨警察厅长职，来年升任奉天警察局长，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任奉天市长。后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 一九四六年初春，王贤讳乔装改扮潜逃到北平，自报姓王名维固，混迹于劳工难民之中，经受了千般屈辱。蹬过人力三轮车，做过粮谷厂磨粉工，后来谋得铁工厂技师，还熬上了厂长的职位。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终被北京市公安局侦破抓捕。1963年特赦出狱。1983年病逝【笔供】在伪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年)，我参加了伪组织，当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在这个时候，安东省各县，大部是边区，有土匪也有抗日部队，打击日寇的侵略力量。所以日寇军队会同伪军警，以日军为主体到各县讨伐。在讨伐中，对于山区里的零星住户，或是小的村屯，认为有被胡匪利用或居住可能的，就当时命令进行并村，也叫集团部落。这种并村，据说只给一二天的期限，到期就把房子烧掉，一般农民有的观望不动的，甚至不等迁移，就把衣物、家具、粮食等都烧掉了，人民的损失是不可统计的。在县里实行并村后，因为村名有变更或是有取消的村屯，及其原因，要报省备案存查，归行政科主管。
　　
　　在伪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年)秋，民政部又颁布了村行政大纲，为了强化地方行政，行政科本着这个村行政大纲，用省长的名义通令各县，指示各县要强化村公所的组织。各县本着这个指示，实行整顿村公所，同时强化保甲制度，组织自卫团，帮助警察清查户口，加强对人民的管制，帮助警察镇压人民。我在伪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年)，曾到过凤城、庄河、临江、长白、宽甸等县视察，由县的行政科长陪同我，到县城附近的村公所视察，看看村公所的组织，并没有讲话，也就是问问村长，有多少住户和义仓积谷如何?我看到有的村公所是旧有的，又经修理整顿，有的是并村后修的大围子，大门像一个小堡垒。在宽甸县有一个这样的村子，据县行政科长邵立秀说，有的耕地离村子太远，因为当天去作不了多少活天就黑了，老百姓没有法就不去耕耘了，因此就撂荒了。这就是并村给人民带来的灾害之一点。我听到后，回县和县长说，县长说是由日军的指定，期限非常短促，当时就要烧房子，谁也没法更改，县里只有帮助解决耕地的问题而已。我再看看保甲的编制，每个村公所约有二十个保甲，那时还未有枪，只作警戒联络的工作。这就给人民添了负担，多造成一些不生产的游民，对于人民没有任何好处的。又实行义仓积谷，每天地按收获量征收百分之一的谷子，归村公所收管，报县，由县报省，作为准备荒年救济用的，但是实际上并未救济人民，徒使人民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我为了支持日寇的讨伐，推行了危害人民的并村政策，不但使多少农民流离失所，而且打击了抗日联军的抗日力量。又推行了义仓积谷政策，给人民加重了负担，带来了贫困，所以我的罪恶是严重的。

　　在伪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七月，我由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调任新京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参事官，没有一定的职责分担，是辅佐人事处长的。在伪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春，由人事处规划科长松崎立案人事制度，提出处内科长会议。我也参加这个会议。经过处内会议通过这个草案后，又经人事处长源田松三通过法制处，企划处的审核，以后提出次长会议，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正式通过公布的，这就是伪满的文官令，主要的是将旧有的官等俸级加以改正。还有新实行的是考试制度。高等文官有考试，分登格考试，适格考试，采用考试。委任文官也有考试，就是说凡是当伪满的官公吏，不能随便采用，必须经过考试。考试的标准，又采取会日本话和日本留学生为主。还有语学考试，中国人会日本语的官公吏，经过语学考试后，有语学津贴的奖励，因此，限制了中国人的伪官吏，好多增添日本人的伪官吏，也加强了奴化教育的推行。中国人只要想当伪官吏，就必须学日本话。
　　
　　在伪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秋和伪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年)秋，我曾两次被派为高等文官考试委员，到日本去考试日本留学生和日本学生，为期约一个月，去了旅途，共计约有二十天的考试。每年录取约百名左右，内中日本人占七成，中国人占三成。考试委员五个人，实行采用考试的口头试问，共同记分，总评分后，由委员
　　长取决。在伪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年)春，在新京人事处实行过一次高等文官登格考试，我又被派为高等文官考试委员，考试伪满现职官吏，就是晋级的考试，为期约一个月，受考试的人约四百余名。
　　
　　因为文官令的实行，我曾代表人事处长用中国话在广播中广播，大意是人事制度的官等俸级改定的要点，和考试制度的实行，为了适材适所赏罚分明之意。但是这个文官令的实质，是限制了中国人，放宽了日本人。比如说，日满人同等的官等，但是日寇的俸级高，日寇还有国外津贴和官舍的待遇等优越条件，因此，日寇伪官吏的气焰也就越发炽盛，对中国人就越加轻视，在职责上也就越发专横。对于中国人职员的采用，完全以日语的程度为标准，遂就无形中推进他们的奴化政策，麻痹了多少有为的青年，使他们甘心到伪满来为日寇作忠诚的爪牙，去残害东北人民，贻误了他们的前途。现在回想起来，真对不起东北的青年，所以我要负应得的罪恶。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七月，我由人事处参事官调任哈尔滨警察厅长。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十一月的一天，在我吃午饭后，到两点钟时才上班，听说省公署找开会，我就到省公署。在省长办公室有省长于镜涛、次长源田松三、警务厅长秋吉、警察厅副厅长园田、省长秘书官徐克城、外有警务厅的日寇二人。我到的晚，已经开始了。我听省警务厅长秋吉说，三肇地区有反满抗日分子徐〇〇的活动，杀了肇东县的日寇指导官，现在省要组织讨伐队去讨伐，要从警察厅抽调出二十个人参加讨伐队去现地，担任搜查的工作。会到这，警务厅长命令我和副厅长退席，回来准备人，由司法科和警察署司法系抽调二十个人，由警察厅司法科搜查股长叶永年带领，去省警务厅参加讨伐队。我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十二月一日转奉天市警察局长，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春，哈尔滨松江警察署长胡友邦转奉天市警察局城内警察署长，我又听他说，哈尔滨警察局去三肇地区的二十个人，在阳历年底快过年啦才回来，在当地抓了六七十人，把徐某以下约十余人带到哈尔滨交法院了。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约在八月间，哈尔滨警察厅接到省警务厅的命令，调警察警备队五十名到呼兰县去，是为了兰西县有匪情，到呼兰县去作警备应援，约过五六天，无事回哈尔滨。关于三肇事件，我派二十个人参加了讨伐，这不但是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爱国起义热忱，还摧残了人民的抗日力量，给三肇的人民不知制
　　造了多少痛苦和灾难，所以我应当负责，向人民低头认罪。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十二月一日，我由哈尔滨警察厅长调任奉天市警察局长。这时候，正是伪满实行经济统制配给的开始，因为警察负着经济统制配给的违反取缔的责任，所以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二月，警察局添设经济保安科，专负责经济违反事件的取缔，也就是说监视着人民，统治着人民，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上不得自由，吃点大米白面就犯罪，买点布作衣服也犯罪，甚至买一包火柴也犯罪，人民都过着贫苦的和犯罪的生活，因此就使多少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奉天市在我的指挥下，执行了这个法令，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一年间，共检举经济违反案件交检察厅处理的约有五六百件，此外未交检察厅就当时解决的，也不下数千件。
　　
　　奉天市为了都市治安的维持，在清查户口之外，还实行临时的街头大检举，有时在早晨，也有时在晚上，全市同时在各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凡是认为形迹可疑，流浪无定所或无职业的人，就当时抓起来送交检察厅处理，这种检举也有时受检察厅的委托和命令进行的。奉天市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共实行了四次全市大检举，每次约检举百八十人不等，这一年间共计约检举四五百人。危害了人民的自由，稳定了侵略政权。

个任务，所以为了劳工的征出就不顾人民的痛苦，就利用警察的力量来达成这个任务。也有时因为正式征用的人数不足，或有逃亡时，警察就临时在街上随便抓人来凑数，甚至伪公务人员也被抓去。我在国务院人事处时，有一个姓牟的职员，在上班时就是这样被抓去的，送到警察署后才放回来，这是多么残酷的压迫和奴役。
　　
　　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日寇的侵略战争走向垂死挣扎的阶段，所以对于伪满的各都市，实行防空大演习的训练。这时对于人民的防空设备稍有不周全，警察就吹毛求疵的刁难，使人民耗费有用的金钱，去买防空设备，劳民伤财，招扰人民，弄的鸡犬不宁。这种防空设备并不是为人民的安全，而是为侵略政权的稳固，使人民受更多的奴役压迫和掠夺。
　　
　　我在这一年多的时期，为了推行经济取缔法令，把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民，当作了取缔的对象，公家不配给而人民为了求生存，买一点食粮或衣服，如被发现就算犯罪，轻者拷打，重则送检察厅处徒刑。此外，抓劳工，督促防空，在街检查行人，处处是和人民作对，所以人民把警察看作是最可恶的敌人，无不恨入骨髓，而我正是这些吃人恶魔的指挥者，想人民对我更加仇恨，所以我的罪恶是严重的，不可被饶恕的，我应当负一切责任。
　　
　　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三月，我由警察局长调任奉天市长，我执行了统制配给政策，凡是建筑材料和生活必需品，全部实行了配给。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七月，又实行了七·二五停价令，将没有刊入经济配给中的物品，又实行了停价，不准涨落，这种经济配给名曰配给，实质{际}上是一年也配给不到一件更生布
　　的衣料，修理房屋买不着砖灰，房漏衣破，过着非人的生活。配给的粮食又是粗粮和不能吃的坏玉米面和豆饼面，每月大人配给量是十三公斤，十六岁以下的配给量是八公斤，十二岁以下的配给量是四公斤，不够吃就得私买，私买就犯法，就被警察检举。而我们所有的粮食，大部被日寇运回国去，支持侵略中国的战争，就逼得
　　人民挨饿犯罪。像这样的暴政，真是在今天的地球上找不到第二份的。

　奉天市又在奉天省的命令下征出劳工，每年约实行四次的劳工征出。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每次征出的劳工数约三四百人，一年共计约一千五六百人。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每次征出的劳工数约四、五百人，一年共计约二千人。这些征出的劳工，有的交给抚顺、阜新矿山；有的去修军用道路或国防工程，如哈
　　大道路等，使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这些被征出的劳工，大半受到日寇的种种虐待和酷役，以致大部伤病死亡，能够健康回来的是非常的少数。
　　
　　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执行了征兵法的征兵检查，市长是征兵官，军管区兵事处长是副征兵官，检查的期间约五十天，适龄的壮丁约五千余人，检查合格伪满国兵的人数约七百余人。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八月，又执行了征兵检查，情形与去年大致相同，合格人数约七百余人。征兵检查是青壮年最厌恶的，因为一般青年不甘心当日寇的炮灰。伪满国兵，所以在强制的征兵检查下，就发生了躲避隐瞒的事情，构成了犯罪。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征兵检查时，大西区有一个泰山玉商店的少东家石某，因为躲避国兵，造假文件，被军事处发现，由征兵官检举交军法处办理，这给奉天市青年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伪满又实行了勤劳奉仕法，凡是经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壮丁，就报给省，省再转给民生部勤奉局，由勤奉局来统一分配，实行一年的勤劳奉仕的劳役。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奉天市的适令{龄}壮丁约五千人，去国兵合格的约七百余人，余下的再去十分之一多的疾病残废者，约有三千五百余
　　人要去作勤劳奉仕的劳役。这就是日寇奴役东北青年的法令，使青年受了惨重的奴役压迫，而这些服勤劳奉仕劳役的人，大部是参加修国道，军用路和军事工程等。这种劳役的结果，也是因为待遇恶劣，多半伤病死亡，据传说，死亡率约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伪满又公布了总动员法，经济部特派一个参事官驻在奉天省公署，实行非常时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动员。本着总动员法的物动计划，奉天市执行了对私人工厂和五金行所存储的材料和设备等，实行登记，限制买卖使用，自己若想动用就必须呈请许可，经这位参事官许可后才能动用。并且征用了一部分电动机，于是怨声载道，人民虽然不平不满，但也只有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秋，奉天市本着奉天省的命令，实行交通部都邑计划司指示的都市人口疏散的临时措施。就是说，在空袭下，凡是被疏散的住户，如果受损害时，政府负赔偿损失的责任；若是在被指定的疏散户自己不迁移，在空袭下的损害，政府不负赔偿的责任。奉天市召开了区长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中国人
　　居住区，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故土难离，暂不实行。铁西工业区，要实行工人住宅的疏散，向郊区疏散，并限制各工厂今后的建筑；日本人居住区大和区，在有空袭时，要部分的向南湖一带疏散，并在南湖一带准备简易住宅，同时警察局发建筑许可时，执行疏散的建筑计划。在伪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年)春，在美机空袭奉天市时起，铁西区工人住宅，部分的开始向郊区作临时的迁移，住户有被空袭的，临时迁到南湖一带。在大东区满飞<机厂>附近的中国人住户，有部分的被强迫迁移的，人民受到相当的损害，这也是日寇给带来的灾难。
　　
　　奉天市也执行粮谷出荷的法令，奉天市郊区所有的耕地，全有出荷，将人民的劳动收获强征给日寇，使人民不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受饥寒之苦，该是多么可恶。每年奉天郊区耕地的出荷量，约在二千石粮之谱。
　　
　　奉天市长兼协和会奉天市本部长，因此，我也推行了伪满的假民意机关协和会的宣德达情政策，麻醉迷惑了奉天市人民，使奉天市人民在日满协和的伪口号下，好服服贴贴的受日寇的奴役掠夺。当时的奉天市人民称协和会为“蝎虎会”，就是说协和会厉害的意思。并且又组织了协和义勇奉公队，强索民夫，组织训练，在有防空演习时，帮助警察维持秩序，也就是在非常时期，帮助警察来替侵略者镇压人民。奉天市人民不愿意当义勇奉公队员，当时就用强征的手段来执行，人民对于协和会是非常怨恨，把它叫做“蝎虎会”。
　　
　　我在奉天市长任内，虽然不过二年多的时间，可是替日寇推行了种种危害人民的法令，尤其是配给经济统制法、劳工法、总动员法，使人民得不到衣服、食粮，甚至吃橡子面，把许多青壮年送给日寇作劳役，结果是死伤病残在一半以上。又为了支援日寇的侵略战争，征用了多少民间的物资。所有这些危害人民的利益，残害人民生命的事情，我都应当负责，所以我认为我的罪恶是巨大的、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