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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修史态度非常严谨。他认为撰写史书必须“事信而言文”。他说过,修史难。修史者以自己的好恶随心毁誉。一室之事,三人传说,往往各异,何况数百年以前的事,是非曲直难以裁别,故受其枉者举不胜举。他说:“我少年时,在城东某氏家中一面当馆师,一面借阅该氏所藏的明代列朝实录。我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待长大后,游学四方,向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凡杂家志传,无不搜罗,并以实录作为指针。实录直载其事,不尚增饰。他书中有错谬者,以实录为证裁。这样,虽不能说完全可信,但谬误就少多了。”他就是以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史。今“天一阁”珍藏有他编纂的《明史稿》列传部分十余册,在史学上有相当地位。
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成为著名史学家,但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
万斯同一生不慕荣利,见人惟以读书励名节相切磋。态度谦恭,与人交往都自称“布衣万斯同”。但京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不尊称他“万先生”。他在京多次讲学,贯穿古今史实,评论中肯。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品评人才相当苛严,对万斯同却极为赞赏。他说,平生所见,不过数子,如顾宁人(炎武)、万季野、阎百诗“真足以备石渠顾问之选者也”。
万斯同晚年时候双目失明,只能凭借口授的方式编史。而由他口授,温睿临操笔的《南疆逸史》也因为没有刊印,而逃过了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为史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八日,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葬于浙江奉化莼湖镇乌阳观山南麓半山腰,身边的藏书被钱名世占有。刘坊写有《万季野先生行状》。万斯同的去世,象征《明史》编纂第一个阶段结束,其后经过数次易稿,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距其过世,已有三十余年。经学家杨椿认为:“《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文革时,万斯同墓惨遭破坏,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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