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蕻谈父亲

钟蕻谈父亲端木蕻良   

1962年，端木蕻良在昆明与女儿合影 图/源自网络

　　爸爸走了快20年了，但这个问题却越来越让我惭愧和遗憾。2012年2月我妈妈也走了，我开始逐一清理他们的遗物。随着爸爸研读过的古籍，写下的手札、日记，未完成的书稿，把玩过的收藏等一一呈现，我常常被震惊，他哪儿来的时间和精力？这真令我感到汗颜，感到惶惑。我常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我认识爸爸吗？
　　由于从小和妈妈生活在昆明，虽然从2岁开始每年妈妈都带我回京探望爸爸，但一是我年纪小，二是时间短，直到1966年，我才被迫到北京与爸爸一起生活。“文革”爆发，昆明很快成了两大造反派——“炮派”和”八二三”的武斗战场，我们所在的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大院的门口经常被带枪的民兵设置路障，拦截、盘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就连背着孩子的妇女也难混于其中。流弹时常落到大院里。大院里也分成了两个阵营——造反派和走资派。我们熟悉的一些叔叔、阿姨竟被揪到大操场上，被另外的、我们同样熟悉的叔叔、阿姨批斗。大人们忙于运动，无暇照顾孩子，纷纷把孩子送离昆明。到年底时，大院里没几个孩子了。妈妈把我和姐姐送到了北京。
　　当时大伯、大妈和爸爸住一起。大伯早已退休，大妈没工作过。这儿的气氛与大院完全不同，昆明虽然危险，但对我们来说却好玩儿、刺激，而这儿呢，屋子狭窄，满眼是爸爸收藏的书籍。和三个老人在一块儿，没多少话好说，还事事受管束。其实爸爸早就受到了冲击。原来隔壁单元有一间屋子是爸爸的书房，“文革”伊始，造反派就把他的书都扔了过来，说有的人还没地方住，端木的书竟住了一间屋子。爸爸素来敏感，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和时事变迁更造就了他谨慎的性格。身处“文革”的险峻环境，他变得沉默寡言。至今我还对某些场景记忆深刻。
　　爸爸有天挺晚才回来，大伯、大妈有些担心，听到开门声，大妈赶紧迎过去，想开过道的灯，却听爸爸低声斥责道：“不许开灯！”大妈连忙退回来，跟着进了他的屋，很快大妈嚷嚷起来：“哎呀，这是弄的啥呀！这衣服……”话没说完，就听爸爸又低声呵道：“别吵吵！”我们想跟过去看看，大妈把我们挡了回来。爸爸则径直躺下了。第二天待爸爸离开，我们忙问大妈爸爸怎么了？大妈说：“准又挨斗了。”边说边拿来爸爸的大衣：“看，上面全是糨子(糨糊)！”
　　如果爸爸在家，基本上不是在桌旁写东西，就是躺在床上听半导体。晚饭后，他更是马上回他屋里，黑着灯一头躺倒，打开放在耳边的半导体，把音量放到最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听见一段音乐后是一男一女先后的声音：“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对此我很是疑虑：这不是偷听敌台吗？爸爸居然敢听敌台？我问姐姐，姐姐只嘱咐我别对人说。我也只能心存忐忑。爸爸常听广播到深夜，不再有话。
　　有时，爸爸会让我当他的拐棍出去散步，可他哪儿僻静往哪儿走，尽走没人的小胡同，一路上也不跟我说什么，只不时地呵斥我一声：“不许皱眉头！”我心里愤愤的：“你自己就老皱眉头，还说我。”所以我很想妈妈、想回昆明，不愿在北京。
　　1967年下半年，我们终于回昆明了。但到了11月，一天夜里，大院旁边的昆明纺纱厂——炮派的大本营，发生了两起地雷爆炸，据说炸死、炸伤不少人。鉴于这么恶劣的境况，妈妈又冒险把只有11岁的姐姐和6岁的我送上了飞机，因为当时的通信差不多瘫痪了，无法与北京联系。
　　这次回京，生活依然沉闷，但也有些许温馨的记忆。一天夜里刮大风，风声似鬼哭狼嚎，墙上的树影似鬼魂摇曳。我和姐姐睡不着，对面《光明日报》社一扇遮着绿色窗帘的窗户透出阴森森的光更令我们胆战。姐姐给我讲故事以安慰我，但不时被呼啸的风声打断。忽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们更害怕，依偎得更紧了。一会儿门开了，灯亮了，一看是爸爸，我俩不由得笑起来。只见爸爸颤巍巍地端着个小盘儿，里面有两块蛋糕。他坐到我们床边，问我们是不是害怕了？然后边安慰我们，边让我们吃蛋糕，他依然没什么话，只是风声猛烈时，赶紧说：“不怕，不怕，这是内蒙刮过来的风，看，爸爸就不怕。”等我们吃完了，又安慰我们几句，看着我们重新躺下，他关了灯和门，回房去了。这下，我和姐姐忘了害怕，因为爸爸的行为让我们惊奇，更让我们感到了久违的温暖。我不禁问姐姐：“爸爸今天怎么了，干吗给咱们蛋糕吃，还没让咱们刷牙？(他规定我们晚上吃完东西要刷牙)。”姐姐说：“可能听见咱们说话了，也可能是风声把他吵醒了吧。”后来他被下放到团河五七干校，几周才回一趟家。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动荡、惶惑中结束了。

　　到1973年7月底，妈妈突然接到北京市文化局姚欣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病重，要妈妈赶快来京。进到家门己很晚了，妈妈直奔爸爸床前，爸爸听到是我们，吃力地想欠起身，妈妈赶紧坐到他床边，让他躺好。他打量了我一下，吃力地让我过去，我俯下身亲了亲他，直觉得他的胡子扎人。屋子里闷热难耐，弥散着浑浊的空气，大伯、大妈满脸的无奈，跟妈妈汇报这些天爸爸的状况。妈妈边听边忙活开了，并故作轻松地和他们聊着。爸爸的话渐渐多起来，他忽然批评妈妈把个女儿打扮成这样：我当时上身穿一件背心，外罩一件短袖衬衫，下身穿姐姐的一条短裤，脚上则是妈妈的一双高靿皮靴，走起来哐啷哐啷的。妈妈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孩子嘛，走得太急，没考虑那么多。”这时大家都注意到了我的穿着，非让我把衬衫脱了，我不干，爸爸有点儿生气了，说这么捂着会长痱子。妈妈于是也站到了他们一边。我心里顿时对爸爸产生了不满，心想，一来就管我。
　　起先，我以为这次回来还与从前一样，是暂时的，无非是来过个暑假。虽然爸爸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身体很快有了起色，家里也有了些欢愉的气氛。可假期结束时，爸爸的身边依然离不开人。所以1974年春节后，妈妈托了在丰盛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大伯的长子曹北星，让我进了丰盛中学借读。
　　确实，爸爸有时看上去还好，可突然就抽搐起来，挺吓人。而且，他常说这儿疼、那儿疼，妈妈为了弄清他哪儿疼多问一句，他就会发火，为此，我很替妈妈委屈，且觉得爸爸有时根本就是装病。爸爸的坏脾气终究有妈妈受不了的时候，妈妈有时甚至就像诚心气他似的，明明爸爸住口了，可妈妈又不冷不热地甩出一句，爸爸一下就又火了，我在旁边真生妈妈的气，心想：怎么不嫌烦呢？好不容易消停会儿，又招他。那会儿，我心里满是对妈妈的不平和对爸爸的怨气。甚至想过他死了就好了，我和妈妈就可以回昆明了。
　　大概是他病体沉重，无暇旁顾，也或许是我年纪太小、又是女儿，又没在他身边成长，所以他不太与我交流，这倒正合我意。那会儿，班里有个男生居然用买来的废旧电子元件攒了一台电视。可把我羡慕坏了，我就订了《无线电》杂志，也买来电子元件在家鼓捣，可哪儿那么容易呀，所以就把爸爸的“美多”半导体拆开研究，最后倒真组装了一台小半导体，可爸爸的那台却无论如何也听不了了。妈妈有些心疼，责备我，爸爸却鼓励我，不让她干涉，有了爸爸的支持，我更来劲儿了，最终把妈妈那台“牡丹”牌的也鼓捣坏了。要知道，这两个牌子在当时可都是最好的。
　　有一天，就我和爸爸在家。我发现灯不亮，就摞上椅子，拿了电笔，正检查灯头，就听爸爸挪步的声音，他应该是去厕所。我没在意，继续干我的，一会儿他出现了，一见我正在捅灯头，立刻蹙起眉头大吼起来：“你个混孩子，快下来，电能随便乱捅吗？”我自认为用电笔不叫乱捅，没想到他竟会发这么大火，我顿时感到既委屈又愤怒，我怔了一下，也立刻吼叫道：“谁乱捅了？我是用的电笔！”我的突然回击令他意外，这之前，我还从未敢反驳他，这下他更怒了：“用电笔也不行，你懂啥，你快下来！”我既然有了勇气，干脆就鼓足了，把嗓门提到最高：“你才不懂呢！电笔是干吗的？不就是查电的吗？你以为你什么都懂啊，整天呲这个、骂那个的，妈妈那么侍候你，你还老发火，我和她回昆明了看你怎么办……”我仍然站在椅子上，语无伦次地一声接一声地质问，任眼泪、鼻涕不住地流。爸爸看着我，表情由震怒变成了惊愕，他用手紧紧抓住门框，以免摔倒。他努力平复着情绪，尽量和缓着态度想让我平静：“慢慢说，慢慢说，爸爸是这样的人吗？”听到这儿，我又来劲儿了：“就是，你从来不讲理！什么都是你对，你什么都不做，人家做了你还老说人……”我不管不顾地发泄着，他好像有点撑不住了，用手抹了一下脑门儿说：“好，好，爸爸接受你的批评，你下来，下来。”见此情形，我心里生出一丝怜悯，我住了口，他慢慢转身要回他屋去，嘴里还念叨着：“你快下来，爸爸改。”我下来了，情绪仍难以平复，既有顶撞他的痛快，更多的却还是长久以来积压在心里的愤懑。这之后，他有了点变化，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总训斥人了。

　　1976年1月8日，我刚进学校，就听到广播里传来噩耗：总理逝世了。大家顿时沉浸在悲痛中，师生一起赶制小白花，布置灵堂。放学回来，我也精心做了一朵，郑重地放到总理相上，挂好。可第二天放学回来，遗像却不见了，我忙问大伯，他边摇头，指着一个抽屉，我很疑惑，这是干吗？打开抽屉，遗像真在这儿，我想重新挂上，可大伯示意我不行，我有点儿火，大声问到：“总理的像干吗不让挂呀？”大伯冲我爸那屋指了指，悄悄冲我说：“别吵吵！你爸让拿下来的。他不让挂有他的道理。”我嘟囔了几句也没敢去和他理论。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突然想到：爸爸怎么那么早就能料到呢？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和总理是南开校友，并将总理引以为骄傲和楷模。当时，他就写了许多怀念总理的诗词，如《水调歌头·总理逝世泪成斯词》《哀诗10首敬悼周总理》等，其中的“泰山石作骨，东海翠为风。任它冰雪百丈，生意带春浓。针指山妖水魅，干铸盘根错节，亘古一青铜。”就鲜明地反映出他内心充满了对总理的崇敬之情，但最令我惊讶的是，他竟已预见到了“四人帮”的垮台。
　　“文革”结束后，他在妈妈多年的悉心照料下身体逐渐恢复，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长期积聚的创作欲望立刻让他投身其中，而我则在为即将恢复的高考作准备，并于1978年去哈尔滨上大学。毕业回京后，他和妈妈依然忙于写作，社会活动更是应接不暇，家中则访客不断。而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就难得与他作深入的交流。
　　1989年1月，我受西方小说和出国潮的影响，去了澳大利亚，没想到这竟使我永远失去了与爸爸深入交流的机会。
　
　爸爸很少谈及自己。在我的意识里，也很少把他看作什么人物，倒是他因生病时常爆发的坏脾气让我不常与他亲近。我知道他从小身体孱弱，在动荡中漂泊半生。解放前他经历了朝代更迭、家国沦丧、战火硝烟，前妻病亡等等人间大悲，解放后，他又被历次政治风潮所裹挟，遭到诽谤和排挤，可他始终坚持不盲目跟风的创作态度，以激越澎湃的厚重情感和独特的风格表达，矢志不渝地颂扬人性的真善美。他一生除了在文学、红学、美学上有自己独到的建树，留下近千万字的作品外，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这除了得益于他的天性禀赋，更得益于他的广泛交友。爸爸生前有众多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只要谈及文学、艺术、书法、绘画、诗词、楹联，历史、音乐、金石、篆刻、古今名人、民俗掌故、民间手艺等等这些他熟悉、且有兴趣的话题，那一定是谈笑风生、兴致盎然。对其他慕名而来的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朋友，他都以诚相待、平易近人，丝毫不以名人自居，而是侧耳倾听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职业特性、生活状态、俚语民谚、土特产品等等。这一切都造就了他知识的丰厚、广博，也造就了他对世态、人性的洞悉。尽管他的成就与声望不相匹配，对此，许多人为他鸣不平，可他却一直淡然处之。我觉得他不盲目跟风，正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感。也正因此，才使他有这样的坦然和从容，能潜心于他的兴趣爱好和艺术创作，从而取得这样的成就。
　　随着我自身阅历的丰富，离开他老人家越久，我不由得常常想与他对话，但是……人所共有的悲哀啊，失去了才知道珍贵！庆幸的是，父母生前都很珍惜自己曾经的拥有，绝不轻易丢弃什么，随着一件件物品的整理，我的感触和对爸爸的认识越来越多。
　　爸爸那代人都渐渐远去了，与他同时代的不少风云人物也渐趋落没、沉寂。可是却还有那么多人怀念爸爸，研究他、纪念他，这说明爸爸一生取得的文学成就没被遗忘，更说明无论时事如何变迁，人类的精神永远都需要高品质的文学艺术来滋养。作为他的女儿，我惟有在整理爸爸的遗物中体会他、感悟他，与他对话，与他交流。惟有把对自己无知的惶恐变成学习的动力，用我的后半生弥补对他老人家生前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