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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审言与樊樊山的文稿风波
来源：博览群书 ○（台）蔡登山
李审言（李详1859-1931）与樊樊山（樊增祥1846-1931）都是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名人，若问谁的名气大，则李审言万不及樊樊山；如果以学术成就而论，似乎樊樊山不及李审言。他们两人同样在1931年去世，樊樊山于春天死于北平，年八十六；而李审言则于五月死于故乡兴化县，年七十三。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古文学之“骈文”一节，曾将刘师培与李审言合传，而其子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更将李审言与章太炎并举。李审言除以骈文、选学名显当世，为时彦所推重之外，更是经史子集之书无所不窥、学问渊博的国学大师，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李审言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服膺乾嘉学人，尤推重钱大昕和阮元。他认为乾嘉学者著书，广博无涯，但均失之繁琐，而能“一摒矜张虚?之习，接人以?，使人心领神会，悠然自释者，吾得二人焉，曰钱大昕，曰阮元，阮视钱文词稍逊，然每事必尽其语，唯恐人小有未悉”。他出入于钱大昕的《潜研堂集》和阮元的《研经室集》之间，遂以“二研堂”名其所著之书。李审言治学谨严，论学精湛，能于人不经意处，溯其本源，发前人所未发，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也。他的散文，受浙东学派的影响，为子部杂家之文，其主要特点是言之有物，在当时能自成一格。由于他在训诂、文学批评及散文、骈文创作等方面的成就，使他逐步为人们所了解，并得到学术界、文学界的推崇。他的代表作有《愧生丛录》、《药裹慵谈》、《选学拾渖》、《文心雕龙补注》、《世说新语笺释》、《汪容甫文笺》等。 李审言不仅对前人著述进行校订，而且对同时代人的著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山阴徐嘉所著《顾亭林诗笺注》请李审言作序，李对其中缺漏和错误作了校订和补正；缪荃孙刊刻《艺风堂文集》，李审言对稿本提出具体意见后，缪荃孙回信说：“照尊意改正，决不护短。”而当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后，李审言就梁著中论事多乖、引证疏谬之处，列举数十条，在上海报刊登载，梁任公为之气沮，但未有答辩。李审言写成《清代学术概论举正》稿本，据其子李稚甫教授云：“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特嘱许寿裳先生将此稿索去。”令人遗憾的是此书稿历半个多世纪，竟失传了，殊为可惜。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后改为中央研究院），聘请李审言、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许寿裳代表蔡元培，邀他到南京整理生平著作，交付出版。1949年前，李审言的大部分著作一直未能出版。“文革”前，李稚甫教授应文化部之请，将李审言的17种著作手稿献给国家，由北京图书馆典藏，幸免于十年浩劫。1989年《李审言文集》（上、下册）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樊樊山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他从11岁开始写诗，足足写了75年。从24岁到64岁的40年间，是他诗词的高产期，几乎每天必有几首诗。他说：“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一生中共写诗、填词三万余首。1867年（同治六年），22岁的樊增祥赴省参加乡试中举，但以家贫，为人司书记以供菽水，会张之洞视学至宜昌，见其文，激赏之，荐为潜江书院山长，又移主江陵讲席，后入京受业于李慈铭之门，慈铭为改课艺，盛称其诗文笔札，自是有声于京师。1877年（光绪三年）中进士曾任陕西宜川、渭南等县知事。后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逃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曾为参政院参政。 樊樊山早年喜爱袁枚，继而好赵翼，后宗尚温庭筠、李商隐，上溯刘禹锡、白居易。他“论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尤自负其艳体之作，谓可方驾冬郎（韩?）”（陈衍《石遗室诗话》）。集中次韵、迭韵之作很多，因难见巧，炫才夸富，失之浮艳俗滥。但他为人并不佻达，主张“诗贵有品”，虽自言“平生文字幽忧少”，但遭遇重大事变，也不能不变得“贾傅悲深”，庚子后写下一些关切时局的作品。1899年，创作了古体诗《彩云曲》，由此开始了有关赛金花的文学与历史书写。《彩云曲》“为时传诵”，樊樊山更于1913年作《后彩云曲》，“着意庚子之变”，叙述了赛金花与瓦德西夜宿仪銮殿的艳闻。其前后《彩云曲》，脍炙人口，时人比之为吴伟业之《圆圆曲》，但却有太多的文学想象空间。他又擅长骈文与词，骈文辞不艰深，舒徐自如，情味浓厚；词作也颇为清丽。诗集有《云门初集》、《北游集》、《东归集》、《涉江集》、《关中集》等50余种，后皆收入《樊山全书》。词集有《五十麝斋词赓》，亦收入《全书》。 李审言在1930年，也就是他死的前一年，写有一篇文章《书樊云门方伯事》寄给北平的张次溪（张是李的“准门人”），详述他和樊樊山文稿纠纷的经过，张次溪把它交给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后来就在天津《大公报》的附属刊物《国闻周报》的“凌霄一士随笔”刊出，在《李审言文集》亦收有此文。云门是樊樊山的字号，方伯是布政使的雅称，樊樊山最终的官职是江宁布政使。从李审言的文章观之，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樊樊山任江宁布政使，由于李审言的知交缪荃孙（艺风）之推介，李审言把骈文稿交给缪荃孙转给樊樊山，经过月余后，李审言才去拜谒樊樊山。据文章中云：“余见樊山后，樊有诗寄艺风，末句‘可有康成腻?无’，盖用《世说・轻诋篇》‘着腻颜?，逐康成车后’。戏艺风即以戏余，遂薄之不往。而索回文稿甚亟，樊弃之，不可得。艺风一再函问，不复。艺风复余书云：‘前日方伯谈次，寻大作未获，杂入文书中矣。昨又函催，亦未复也。’余复作书求之，亦未答。”又说：“樊名满天下，后生小子唯樊为趋向。友人官京师，钞示樊山近诗，有‘新知喜得潘兰史，旧学当推李审言’语，以是为重。数年后，上海有《当代名人小传》出。其文人一门，有李审言潘飞声同传，云往樊某有诗，二人因得名。余之得名，非由樊始，海内先达，可以共证。然亦见世上拥樊者多，若以余一穷秀才，樊由庶常吉士官至藩司，一言之誉，足以定评。岂知余素不?于樊耶？”李审言说他之得名，何待于樊樊山之吹捧。文中极致不满之意。 在《李审言文集》中还有一封《乞樊云门方伯检还学制斋文稿书》的信，那是李审言写给樊樊山，恳求他交还文稿，信是用骈体文写的，其中有“昔尘覆瓿之制，曾无写副之留”，可见李审言的文稿是没有副本的，因此他急于索还。1909年3月26日，李审言又给艺风老人一封信，谈他问樊樊山索文稿之事，该信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信云：“……详有极不可解者，为谒樊方伯一事。古人无论贵寒士，投皆有赐答，而方伯于详投诗，不及一答。及赠以徐笺《顾亭林诗》，乞其大集，又不一报。杜撰骈文四十五篇，别无清本，既不肯为作序，复求先生两次索还，渠皆无回信，先生赴常州，详又作一启乞之，措词极婉，又不一答。此非有深嫌宿怨，不至于此。自揣实无触犯之语，而拙稿弃同投溷，岂不可痛！此等大人先生，再不敢与通信，惟有祈求先生，婉向方伯商之，将原稿掷还，婉之又婉，以不露声色为妙，否则恐为■■也。……”但最终这希望是落空的，因此才有1930年李审言再写《书樊云门方伯事》的一篇文章。 对于此事汪辟疆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书中亦收录了李审言的这篇文章，并说：“樊山于光宣间负才名，诗笔侧艳，而尤工判牍。顾其为人颇有可议者。樊山夙为李莼客（案：李慈铭）所奖拔，且奉李为师。两人沆瀣，可于已印行之《越缦堂日记》知之。顾莼客晚年，亦颇致憾于樊。莼客捐馆时，樊山于其邸舍取去日记数册，皆莼客最后数年之笔，其后人故旧屡索不还。樊氏卒后，知交为理后事时，遍觅卒不可得。或云病笃之时，已取而纳诸火矣。此一事也。又，易实甫为樊山文字骨肉之交，晚年喜为调侃，曾举其流传故事及诗文中俊语为谐文，固世人所同知也。实甫晚年曾取平生所为诗，精选数百篇将镂板行世，缮写既定，送樊山复阅。樊山亦欠庋不还，屡索屡拒。其后此本是否归诸实甫，后人不可知矣。此又一事也。李审言详骈文，为江左作手。樊山为江宁藩司时，李以缪艺风介，谒见。先期，由缪呈李所为文一卷，樊亦留之不肯交出。及索回，则云：‘已杂置官文书中。不得。’此又一事也。此皆为樊山居心叵测，为士林不理于口者。亦不知是何居心也。李审言有《书樊云门方伯事》，即记其与樊山关系。” 其中汪辟疆文中所说的被樊樊山取去的《越缦堂日记》，“或云病笃之时，已取而纳诸火矣”是不确的。大概是汪辟疆采用了徐一士所渲染的樊樊山一怒焚书的说法。那是有好事者故作奇谈，谓李慈铭有恨于张之洞，而樊樊山与张之洞亲昵，李在《日记》中痛斥樊山，樊山见之大怒，竟把它投入烈火中烧掉了。查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的《越缦堂日记》，确实有李慈铭痛骂张之洞的记载，但正如黄秋岳所说：“读《越缦堂日记》等，见其骂人处，多如牛毛，若以其申申之词，谓为必有深仇固恨者，是不知其癖好如是也。”因此说李慈铭有恨于张之洞，是显得太严重了，而后经樊樊山的协调，两人关系已大为改善，这可见之于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所公布的一封樊樊山致张之洞的密函，该函不见于樊之文集，是黄秋岳抄录自戴亮集所购藏的信札。其中有云：“……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博击。）函丈之意，祥已转达，渠甚感幸也。……”该函无年份，但据“李莼翁得御史后”推之，当在光绪十六年，可见两人在当时已言归于好了。 对被樊樊山取去的《越缦堂日记》，据刘亦实文章说：1956年，掌故大家郑逸梅在苏州吴江县盛泽镇会晤老诗人苏继卿偶然又说到此事。苏老却说道，抗战前的一天，他在一家书铺偶遇樊增祥的长女樊绮贞，便想到《越缦堂日记》的残缺本，托书铺老板代为探问。樊绮贞说那《日记》一向由她父亲秘藏着没有毁失，直到父亲于1931年秋逝世，家人才拣出让给一书商。另据苏继卿回忆，那些《日记》几经辗转，被时任南京汪伪傀儡政府内政部长的大汉奸陈群获得，藏存于他斥资修建的泽存书库里。1945年抗战胜利后，此书库及陈群公馆被东南挺进军总司令汤恩伯接收，运走两大卡车古籍善本。而后泽存书库并入中央图书馆。据此，郑逸梅就预言“所谓已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果然，半个世纪之后这部分日记终于被“发现”。1988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这《越缦堂日记》的最后一函――《郇学斋日记・后集》，凡九册（其中二本各半册，以故又说八册），起于光绪十五年七月迄二十年正月元旦。如此一来，李慈铭日记遗稿得以完整流传，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至于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樊樊山为什么要把这函《越缦堂日记》深锢书箧，不公之于世呢？学者祁龙威说：“从《日记》里，可以找到答案，盖樊氏有所顾忌。因为作者尖锐揭露了当时的腐朽政治，如果樊氏经手予以刊布，必招时忌，祸且不测。” 但对于李审言的文稿又如何呢？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晚年说：“六十年我读李审言此文，也认为他的文稿必定为樊山烧掉了，因为樊的老师李慈铭最后那几本日记，为樊山借阅，见其中有骂樊之语，遂不归还，因此一九二○年商务印书馆影印《越缦堂日记》时，缺最后五册（由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李逝世止），因有此前例，我对樊山好没收人家的文字有了成见。其实樊山没有毁灭老师的日记，樊死后七、八年，他的家人先后把他的遗书出卖，有一次卖书时，其中夹杂了好些文稿，李慈铭的《日记》亦在其中，整批给收买佬买了。后来《日记》流到上海，为汪政权的一个部长陈群买了，藏在他的泽存书库中。中日战争结束，肃奸人马没收陈群书籍，存入中央图书馆。李的《日记》未为樊所毁，那么李审言的文稿未必遭此厄运，只是下落不明而已。”高文写于1991年，他是看过1989年出版的《李审言文集》，当时是还没有找到这批失落的文稿。之后，是否有“发现”，亦未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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