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甲戌本《石头记》

胡适与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1-08-25 22:19:28)转载▼
标签： 胡适 上海 《红楼梦》 脂砚斋 周汝昌        分类： 红楼梦－石头记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A）
来源：河南教育学报  作者：宋广波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A）

宋广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 发表：河南教育学报/2006年；学术交流网/红学问题讨论/2006年9月17日转发

　　摘要：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这在“新红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次年，胡适发表对甲戌本的研究报告，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为数不少的《红楼梦》旧抄本被陆续发现。胡适收藏甲戌本的34年间，曾多次将该本提供给学人加以研究。他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一、胡适与甲戌本的收藏、流通
　　1927年5月，胡适从海外归来后不久，便接到一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意转让。来函云：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只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1
胡适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故未予理会。但稍后，藏书的人就把书径直送到新月书店（胡适与徐志摩等开办）。胡适看后，深信这是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重价购藏。
　　此抄本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书中有“至脂砚斋甲戌钞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批语，故通称“甲戌本”。不过，此本是一过录本，甲戌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是指它最初底本的年代，并非抄录的年代。此本仅存16回（第1～8回、13～16回、25～28回），原分装八册，后合并为四册。半叶12行，行18字。由书上的“子重”等图章和第28回后刘铨福等人跋语，知道此本曾归刘铨福收藏。
　　胡适购藏“甲戌本”这一“孤本秘笈”之后，并未将其“珍藏密敛”。1927年8月12日，也就是他刚刚购买此本后不久，胡适即致函钱玄同，“远道奉告”。⑴（P397-398）然后，又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把研究报告——《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在这篇报告中，胡适详述此本的重要性。他指出：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是最近于雪芹原稿的本子；此本的批语，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红楼梦》最初稿本的状态，可以考知《红楼梦》后半部预定的结构等等。
　　是为胡适研究甲戌本的最初报告，也是《红楼梦》版本学的奠基之作；它不仅是胡适研红文献的代表作之一，也在20世纪红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关于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容后文详细讨论。
　　胡适发表第一篇“甲戌本”的研究报告后，又请俞平伯先生写跋语。俞先生的跋语题写在“甲戌本”书后，落款是“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平，是在1930年11月底，从俞先生跋语的落款时间看，显然是胡适在回到北平后不久，就让俞平伯写跋了。而俞平伯在研究此本期间，又将其借给浦江清。
　　1948年，胡适曾将“甲戌本”借给素未谋面的周汝昌。因“研红”与胡适有一次信函往还的周汝昌先生，于6月4日向胡适函借“甲戌本”。周函云：
　　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这都是海内孤本，希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汝昌爱人书如己书，污损是绝不会的。（2）（P486～487）
据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函，我们得知：周从胡适处借得了甲戌本。同时，周氏提出要以甲戌本等作底本，做版本校勘的工作，并希望得到胡适的帮助：
　　前造谒，蒙不弃款谈，并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我已准备要写一篇专文，叙论脂本的价值……其次，……我决心要作这件事（按，指集本校勘）……我计划以下面三本（按，指甲戌本、庚辰本、戚本）作主干……（2）（P488～490）
　　我们今天读这封信，依然感受到周汝昌先生当时的感动、感激之情。50年过后，周先生写回忆胡适的文章，情绪仍然不能平静。4
　　胡适收到周函后，在信上作了眉批：“卅七，七，廿，回信，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
　　周汝昌既借得了甲戌本，一面对此本进行了深入研究5；同时在未事先征求胡适同意的情况下，影抄了一个副本。事后（9月11日），汝昌才函告胡适：
　　我们未曾征求先生同意便录出一个副本来。……我们太喜爱太需要这本子了；……原本过于珍贵……实实不忍看他经过翻弄而受损害……若要充分利用而又同时珍惜这本子，唯一的办法便是录副……我四兄在家……专人之力，一心不二用，整整两月才完工……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谅下衷而不怪责。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先生审鉴题记，以志流传授受，渊源踪迹。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也不要紧，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2）（P494～496）
胡适接到周函后，立即复函汝昌表示：副本归周所有，并允为之作一题记。胡函云：
　　你们弟兄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那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3）（P26）
胡适的态度自然令周汝昌感动、感激万分。又据10月29日周汝昌复胡适函，我们得知，甲戌本被周汝昌借阅期间，胡适又允燕京大学的孙楷第先生借看：
　　孙子书先生昨天特别亲过敝屋，把先生的来信已给他看过了，我预备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给他看。……脂原本本想立即归还，但因先生提议给孙子书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并奉还吧。……（2）（P509～511）
　　周汝昌先生向胡适归还甲戌本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从1948年12月1日胡适在甲戌本上写题记来看，当在汝昌还书后不久。也就是说，甲戌本在周汝昌先生手中保存了5个月左右！而从周先生归还到胡适带着它匆匆离北平，还不到1个月。此时的北平城，早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蒋介石担心胡适出不来，于15日特派专机来接胡适南下。由于走的极为匆忙，胡适不得不舍弃他的大量藏书（共102箱）和档案6，仅带走甲戌本，以“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15）（P370）。
　　1948年12月1日，胡适在甲戌本上写的“题记”中说：“我盼望这个残本将来能有影印流传的机会。”事实是，此本未经影印时，既已流传。首先，周汝昌在其成名作《红楼梦新证》中不仅有专章讨论脂砚斋，而且在其它章节中多次引用脂批。1949年，周汝昌又将他们的录副本借给陶洙，陶洙便用蓝笔将甲戌本上的全部批语和“凡例”过录在己卯本上。之后，甲戌本上的批语又被俞平伯先生收入《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1950年1月22日的胡适日记记道：“下午去看王际真夫妇，取回我的《脂砚斋批本石头记》。”由此，我们知道：此前，胡适曾将甲戌本借给王际真研究。同一天，胡适又在此本上写下“题记”一则：
　　王际真先生指出，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已引余姚《戚氏家谱》说蓼生是三十四年进士，与《题名录》相合。
显然，这是胡适在取回原书后写下的。

1951年，胡适授权哥伦比亚大学为甲戌本做了显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图书馆，一套送给王际真先生，一套由胡适自己保存（后来送给林语堂先生）。
　　1960年12月17日，胡适在钱思亮为其举行的七十寿宴上，对参加宴会的中央印铸局的人表示：想请他们翻印甲戌本。在座的中央印铸局的秘书张祖诒当下慨允。为影印甲戌本，胡适于1961年2月写了《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一文，文中说：“三十年来，许多朋友劝我把这个本子影印流传。我也顾虑到这个人间孤本在我手里，我有保存流传的责任。”（4）（P3500）1961年5月，胡适以朱墨二色套版影印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终于面世了。此后，台湾、内地和香港均据此翻印。甲戌本的原本，则保存在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图书馆里。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详述1927～1961年这34年间甲戌本被胡适收藏后之情形，一方面是想让读者明了胡适收藏、流布、刊印该本的经过；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来说明：胡适并未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将甲戌本秘藏34年而不敢示人。
　　一粟在编《红楼梦书录》著录甲戌本时，这样写道：“此本刘铨福旧藏。……后归上海新月书店，已发出版广告，为胡适收买，致未印行。”胡适在《跋红楼梦书录》一文中予以更正道：“这是无意的误解或有心的歪曲我说的‘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一句话。”（5）（P174）类似于一粟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歪曲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是司空见惯的。更有甚者，诬称胡适“窃据”了甲戌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复制版中做了如下“说明”：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通称乾隆甲戌脂评本，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资料。其原钞本于解放前为胡适所窃据，去年五月，台湾据以影印出版。因此书局为我国学术界研究所需，我所特加以复制，去尽胡适涂抹痕迹，个别缺字，间加移补，按原装分为四册，俾恢复其本来面目。
　　此外，吴世昌说：“（甲戌本）为胡适买去，被他独占了三十多年没有公开。”（6）（P96）周汝昌在1975年说：“他（按，指胡适）不但不想早将甲戌本公之于世，让大家可以进行研究，却让亚东图书馆把他的程乙本重印……”（7）（P102）1986年，周先生又说，胡适“根本没有打算使之（按，指甲戌本）流布以供研阅”。王毓林则说：“胡适垄断甲戌本，秘不示人。”（8）（P11）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阳健先生多次申说这样一个观点：甲戌本是有人为了迎合胡适而伪造出来的；胡适有意隐瞒了卖书人的地址和姓名，掐断了进一步寻访甲戌本流传的线索，而胡适也不得不将甲戌本秘藏34年而不敢示人。（出处？）

　　事实是这样吗？
　　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9）刘广定发表《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一文，声称要为胡适“辩诬”。刘先生的理由有二：第一，这种行为与胡适一向的治学态度是不符的；第二，刘先生又列举多个事例说明，胡适晚年记忆力渐差，以证明1961年胡适说的“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不是有意说假话。（10）笔者完全同意刘先生的理由。但单凭这两条理由，还不足以推翻前引诸家的说法。因为，刘先生的两条理由，尽管很有说服力，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胡适没有说假话”的证据。胡适说：“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即使没有旁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假设，不能成为真理。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11）（P300）
　　这里，我要为刘先生补充几条证据。除了前文详述的事实以外，亦要列出以下理由：
　　一是影印图书，在清季民初即已盛行，而以上海为最盛。但1932年“一•二八”战事期间，上海的出版公司（如中华、商务）多遭日寇炮火轰炸，此业遂受重创。其后10余年间，几呈一蹶不振之势。这是当年基本的大背景，不可不察。
　　二是刘广定先生说，秘藏甲戌本而不示人的行为，与胡适一向的治学态度是不符的。我再为刘先生的说法举一条例证。大学问家刘文典恰有将珍稀材料居为奇货、不愿示人的习气。胡适曾颇为严厉地诤劝老友：“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勘。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12)( P226)
　　三是我们再来分析这34年胡适的情况。胡适得甲戌本，是1927年，在上海。在沪居住的3年多时间里，胡适担任过中国公学的校长，而其最重要的闪光点，我以为还是他无畏地向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一次次争人权的斗争。最终，是惹恼了当局，被迫离开上海，所以我在前文说他“非常狼狈地离开”。10在这种情形下，胡适还有多少心思去印一部残缺不全的旧抄本呢？胡适回到北平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立即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此时的胡适，与朋友办《独立评论》，讨论时局，已很难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术事业中去了。1937年，抗战军兴，胡适接受政府的征调，先是去欧美开展国民外交，尔后又担任驻美大使四年之久。而任大使的四年，“从没有写过一篇中国文字”。(13)卸任大使后，胡适仍居住美国，先后长达9年之久。此时的胡适，又迷恋上了《水经注》，其后很多年都在从事《水经注》研究。在胡适的红学研究生涯中，1934到1947年，几乎是空白。如果不是胡适因周汝昌发现了《懋斋诗钞》而主动写信给周，进而引发了胡、周之间的一系列通信，那么胡适在这十几年间的红学史上，实在是太沉寂了——他几乎忘记了由他开创的“新红学”研究事业。加之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6～1948年）的期间，国内也战火四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除了周汝昌等专门研究者，谁还想得起胡适手里有一部甲戌本呢？1949年4月，胡适去了美国，开始了他一生最黯淡的岁月。他在纽约几乎过着一种近乎流亡的寓公生活，甚至为了生计，为了谋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个东方图书部的负责人职位，都得不到丝毫的优待。在此种情况下，他又有什么能力来主持翻印甲戌本呢？但是，处境的艰难，丝毫没有减损他对保存史料和典籍的热心。(14)( 369-397)因此，当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他就把包括影印甲戌本在内的很多大计划都付诸实施了。
　　这些事实，大概足以推翻那些所谓“胡适垄断甲戌本，秘不示人”、“胡适说了假话”的说法了吧。

（感谢宋广波先生惠寄）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B）
[日期：2006-09-17]
来源：河南教育学报  作者：宋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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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B）

宋广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 发表：河南教育学报/2006年；学术交流网/红学问题讨论/2006年9月17日转发

上接A篇

二、甲戌本的“划时代贡献”
胡适多次说过：甲戌本在《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上曾有过划时代的贡献。什么划时代的贡献呢？最重要的就是：“自从此本发现之前，我们还不知道《红楼梦》的‘原本’是什么样子（按，即后来说的“可以考见写定之前的稿本状况”）；自从此本发现之后，我们方才有一个认识《红楼梦》‘原本’的标准，方才知道怎样访寻那种本子。”(15)(P440)
　　所谓“‘原本’的标准”，也是胡适研究了甲戌本以后所定。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说：“《红楼梦》的最初底本是有评注的。”1933年，胡适又指出：“凡最初的抄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5)(P273)
　　自从《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发表之后，研红学人才知道搜求《红楼梦》旧抄本的重要，才知道按照胡适提出的上述“标准”搜求旧抄本。1961年2月12日，胡适列出了已知道的各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本子清单：
　　（一）乾隆甲戌（1754），脂砚斋钞阅再评本（甲戌本），凡十六回。
　　（二）乾隆己卯（1759）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己卯本），凡38回，是钞配的。
　　（三）乾隆庚辰（1760）秋，脂砚斋四阅评本（庚辰本），凡77回有零。
　　（四）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戚本），凡80回。
　　（五）乾隆甲辰（1784），菊月梦觉主人序本（甲辰本），凡80回。
　　胡适特别指出，上述前3种，“皆在雪芹生前”，后2种，则“在雪芹死后”。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真正意义上的“脂砚斋评本”，只有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3种。此种观点，笔者颇认同。但所有的抄本，对研考《红楼梦》的成书过程、雪芹原书真貌，均有价值。这些抄本的发现，为人们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版本源流，提供了物质基础。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就对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到辛亥、壬子（一七九一、一七九二）的版本简史做了梳理。然后，胡适说：
　　这是《红楼梦》小说从十六回的如果没有三十多年的甲戌本的出现，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红楼梦》原本或最早写本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三十多年陆续发现的各种“脂砚斋重评本”，我们也许不会知道《红楼梦》本子演变的真相这样清楚吧？
　　胡适逝世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新抄本：
　　（六）列宁格勒藏抄本，凡80回。
　　（七）南京图书馆藏戚序本，凡80回。
　　（八）舒元炜序本，存1至40回。
　　（九）郑振铎藏本，残存23、24两回。
　　（十）蒙古王府本，存120回。
　　（十一）梦稿本，存120回。
（十二）北师大藏本，凡80回。
另有所谓“靖本”，但此本已迷失，故不录。1961年，胡适说：“在这二十多年里，先后有出现了几部‘脂砚斋评本’，我的假设大致已得到证实了。” （15）（P 414）我们这里能充分高感受到胡适在假设被证实后的喜悦。
　　三、“胡适的甲戌本研究”之平议
　　本文第一部分，曾对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在这篇长达一万七八千字的报告中，胡适根据“甲戌残本”这一“新材料”（主要是此本上的脂批），提出了如下新观点：
　　关于《红楼梦》的著作时代，胡适据脂批提出：“雪芹作此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
　　关于曹雪芹去世的年月日，胡适据脂批提出：“雪芹死于壬午除夕。”
　　关于脂砚斋，胡适提出：“评者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曹颙或曹颀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
　　关于“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对此，胡适举多例来说明。
　　此外，胡适据脂批提出：秦可卿之死是“淫丧天香楼”；她的死与瑞珠有关系；天香楼一段原文占本回三分之一之多；此段是脂砚斋劝雪芹删去的。
胡适还首次研究了“甲戌本”独有（其他本子皆无）的“凡例”，刻意强调三点：
1.此书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系石头所记之往来”。2.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并非怨世骂时之书”。3.关于此书所记地点问题：雪芹写的是北京，而他心里要写的是金陵：金陵是事实所在，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很显然，胡适的这三条，依然是紧紧围绕他和他的学生们提出、讨论的“新红学”的主要论点、论题。
　　胡适将“甲戌本”与“戚本”加以对校研究，提出“脂本与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本，但脂本为直接抄本，而戚本是间接传抄本”；“《红楼梦》的最初底本是有评注的；最初的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其余或是他的亲信朋友如脂砚斋之流的”；“高鹗的底本也出于那有评注的原本而已”；“脂本与戚本同出于一个有评注的原本，而戚本传抄在后。但因为戚本传抄在后，《红楼梦》的底本已经过不少的修改了，故戚本有些地方与脂本不同”。由此，我们知道：早在1920年代，胡适就自觉地把不同的抄本（当时仅有的2种）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了；1933年，胡适研究庚辰本时，又拿甲戌本与之对勘。而这种研究最有助于揭示不同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后，胡适据脂批，推测了雪芹未完之书的情节，实开后来所谓“红楼梦探佚学”之先河。周汝昌先生提出“红学”包括四大分支：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这“四学”，都能从胡适那里找到源头。换言之，周氏之分法，正是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的产物。
　　是为胡适研究“甲戌本”的最初报告，有很多结论早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成为定论。当然，也有的结论有待商榷，甚至胡适本人也在此后做了不少修正（如对“脂砚斋”是谁的问题）。
　　胡适较早研究“甲戌本”的文献，除本篇外，还有一份。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中，有1页文稿，题名“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四册”，卷宗号147，分号3。看其内容，实系上文第一部分之梗概，故不再赘引。但因该档案乃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及其它胡适文献书从未公开发表者，故在此特意点出。

我们仔细研究《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一）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不仅表现在胡适根据脂批，提出了很多新观点，如“雪芹作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雪芹死于壬午除夕”等等；还表现在胡适对该本的研究，是紧紧围绕“新红学”的几块阵地（作者、版本、自叙说、雪芹原书真貌等）而展开的。如果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真存在一个“体系”的话（胡适在其治学生涯中，一直反对建立“体系”），应该说，通过对甲戌本的研究，这个“体系”更加完备了。
　　（二）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开所谓“脂学”之先河。自从胡适发现了甲戌本并加以研究之后，红学研究就进入到重视脂本并重视运用脂评的时期，“新红学”也因此发生了一次飞跃。此点早已为前辈红学家所指出。时下围绕脂砚斋、脂批的研究，几乎所有的论题，均已在胡适的这篇最初的报告里提出来了。如“脂砚斋是谁”，根据脂批推论曹雪芹的卒年、《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等等。因此，今日研究“脂学”，无论如何是无法绕过胡适的。
（三）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再一次体现了其在开创“新红学”之先，就反复表白的要用“科学的治学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基本诉求。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胡适对《红楼梦》及其他旧小说的考证，都不过是他提倡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的举例而已。“科学的治学方法”要求，凡立一说，须遵循“寻找证据、尊重证据、并由证据导出结论”这样的步骤；当有新证据出现证明自己提出的假设不成立时，要勇于纠正。胡适的“雪芹作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的结论，是依脂批“至甲戌钞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条新证据提出来的。而“雪芹死于壬午除夕”的结论，则是根据“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条新证据，对他自己先前考出的“雪芹死于乾隆甲申”说法的修正。当然，令胡适欣喜异常的是，甲戌本也为他先前提出的一些观点提供了新证据。如，涉及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脂批，就为其《红楼梦》是“作者自叙”、“写曹家事”的观点提供了新旁证，而使他进一步认为：“自叙说”更是“颠扑不破的了”。正因为“新红学”具有“无征不信”的科学品质，因而在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仍不停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1928年以后，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60年前后。他反复强调以下几个观点：
　　（一）甲戌本在《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上曾有过划时代的贡献，亦即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者。
　　（二）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
　　（三）曹雪芹甲戌年成稿止有十六回，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样子。这就修改了他在1928年研究报告里说的“甲戌以前的本子没有八十回之多，也许止有二十八回，也许只有四十回”这一观点。
　　对于胡适晚年的观点，笔者是颇认同的。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这里，不再展开申论，只强调一点，不管你是否同意胡适的观点，你都不能否认：胡适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耿云志.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M]. 合肥：黄山书社，1994.
[3]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石头记会真（10）[M].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
[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5]胡适.胡适手稿（第9集中册）[M].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
[6]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周汝昌.献芹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8]王毓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9]张国光.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自叙传”说的历史性贡献[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10]刘广定.胡适与甲戌本[J].红楼梦学刊2002，(3).
[11]胡适.胡适文存（一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6.
[1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胡适.胡适的日记 (第8册)[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
[14]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5]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闵 虹 责任校对 ）
联系方式：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100006

HuShi and JiaXu volume of the Story of a Stone
　　　　　　　　　　　　　　　　　　　　　Song Guang-bo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 In 1927, HuShi found the? JiaXu? volume which was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Xin Hongxue because he was well ahead of his time in his dicovery. The next year, HuShi published his rsearch report of the JiaXu volume which got the Xin Hongxue had made a good progress. From then,? many? old copie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has been found gradually.
During the thirty four years when HuShi kept the JiaXu voluem , he had provided it to scholars many times?to stud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e promoted the edition study of the JiaXu voluem and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Key Words: HuShi , JiaXu Volume, Comments

收稿日期：2006－04－07
作者简介：宋广波（1970-），男，山东章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此函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卷号1530，分号1。
2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手稿。
　　3俞平伯1931年1月3日《日记》称：“江青（按，指浦江青）假脂本《红楼梦》去。”见《俞平伯全集》(第十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而同日《浦江青日记》则记：“向平伯借得胡适之藏脂砚斋本《红楼梦》而归。”见浦江青《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浦江青12日《日记》又记：“读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觉胡适之的考证确实不容易推翻。我从前对于《红楼梦》一书有很多特别见解，现在读了这部书，自己取消了一大半。脂评本中有一处说及小红狱神庙一回已迷失无稿，有一处说及卫若兰射圃一回已迷失无稿，此最重要。”（同书第47页）
　　4周汝昌在《平生一面旧城东》一文中说：“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5研究成果主要有二：将对脂砚斋及其批语的研究写进了奠定周先生红学地位的《红楼梦新证》一书，又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专题论文一篇。
　　6据耿云志先生统计，这批档案中有胡适文稿958件，他人文稿1898件，胡适书信约600通。其家属的信件亦近600通，他人致胡适的书信，约10，000余通。胡适日记，包括记事录，来往书信登录簿等计43册。公私文件近1000件，总共所藏资料15，000余件。
　　　7胡适看了《红楼梦新证》后，除了高度赞扬该书外，多次说过这么一段话：“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新证》页三○——三七，便知我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的敦诚《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甲戌本脂砚斋》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
　　　8按，此影印本于次年即重版；1975年胡适纪念馆三版。此本还有多种翻版本，1962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台湾1961年5月版复制（线装，一函，四册），书后有俞平伯写的《后记》；1973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中华版再翻（线装，一函，四册），书名、版框、开本、装祯，都没有改动。唯书前多一“出版说明”，书后删却俞平伯的《后记》。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平装本。
9周汝昌为王毓林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所作的序，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0按，胡适本来不想离开上海。1929年8月，周作人曾致函胡适，苦劝其离沪赴平；因为此时胡适在上海的处境已很艰难。但胡适复函称，不想回北平，原因有三：怕“搬穷”；习惯了上海物质设备较高的生活；不想连累北大。但最终，胡适还是于次年被迫离开上海。胡适离沪返平之黯淡情形，可参考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8-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