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诀窍]

       古籍线装书收藏，由来已久，但是随着时代进步，这种特有的古籍线装书装帧形式却越来越显得独特，富有民族特色。说道古籍线装书，就得从一百年前的中国书籍形式说起了。
       近现代一百年，为适应制版与印刷工艺的全面更新，中国图书装订形式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传统的古籍线装书装帧形式，是雕版印刷的书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以“版”为单位的“页”的出现，使得装帧形式必须以“页”为基点，无论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还是线装，都只是“页”的组合形式的变化。优胜劣汰，到明代中期，终于定型为线装。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图书仍以线装形式为主流，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线装本所占比例迅速降低，最终被西方传入的“洋装”形式所取代。
在这一此消彼长的进程中，线装本也随之产生了丰富的形态。
传统的雕版刷印书籍、影印古籍，主要釆用线装；旧式文人的日记、书札、旧体诗词集，无论据手迹影印或以铅字排印，也以线装本为主。有些油印本，亦取线装形式。如一九四六年九月印成的《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特藏书目》，高二七〇毫米，宽一九二毫米，三十九页，手工刻写，毛边纸印刷，线装一册。按此书目所载特藏古籍，在抗战爆发之后，由该馆馆长蒋吟秋先生设法隐藏于苏州洞庭东、西两山中，幸得无虞，胜利后运回整理，编制目录，故此书不能以单纯图书目录视之。
       不过，看上去同是线装书，用纸的差别大有讲究。清末民初，传统的手工纸，有质量精良的玉版宣纸、棉连纸、料半纸、罗纹纸等，洁白绵软，柔韧耐久；连史纸韧性较逊，毛边纸稍呈黄色，纸质略骑，已经要降一格；而进口的机制洋粉连纸，俗称洋纸或光纸’正面极光滑，背面滞湿，薄而且脆，极易裂损。当时的石印柳排印本，大量来用的恰恰是洋粉连纸。
       传统线装本，书名页之外，多加装磁青纸或米黄纸书衣，讲究一些的用青布作书衣，书衣上贴白纸书名签。倘若以锦绫作衣，细绢包角，就可算奢华了。民国年间的线装本，已开始出现用机制纸作书衣的，后更简化工序，将书名直接印刷在书衣上，如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四部丛刊》、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四部备要》等，都是如此。
       石印技术普及对图书形态的直接影响，是线装本的开本有明显缩小的趋向。这不仅是因为出版机构希望降低成本，也因为石印本文字的大为缩小。通常雕版本较十六开本为大，每行字在二一十字上下，而缩小至三十二开本左右的石印本，每行已近四十字；如果书页保持取有长度的话，每行的字数还将增加，易使读者产生疲劳感。这—特征，同样表现在排印线装本中，即采用五号字的排印本，多取三十二开大小，凡开本较大的，字号相应也就较大。传统的巾箱本形式被大量采用，如宣统辛亥（一九一一年）抱残守缺斋石印《瓶花斋集》一部四册，页高一五一毫米，宽一百毫米，就在版权页上标明“巾箱本”；但多数类似开本的图书并不作此标示。也有出版社，大量印行通俗小说戏曲之类’将用纸与印刷质量，都降到最低水平。如进步书局出版的石印线装本《笔记小说大观》，以有光纸印刷，巾箱小本，每行仍达三十二字。民国六年（一 九一七）育文书局石印《诗韵集成》一部四册，有光纸印，两节楼本，上栏高四十九毫米，排十六字，下栏高九十六毫米，排三十六字，文字小如芝麻，读来十分吃力。
   有的书局则相反，对于印制粗陋的石印本书籍，反而外加青布函套，以增加卖相，提高售价。晚清大量出版的四书五经，光绪年间诸多书局翻印《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等名著，无不如此，现在旧书市场上仍不难见到。这种青布函套的使用，往往并不能表明图书的价值超乎寻常。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上海碧梧山庄石印《金圣叹陈眉公才子尺牍》，一部四册，高二〇三毫米，宽一三一毫米，外加青布函套，有光纸印本售价六角，连泗纸印本售价一元，而当时无函套有光纸石印本的市价每册不超过一角钱。

  与函套相类，木夹板也是一种简易护书物，每副两块，分置书本上下，以布带穿扎扣紧。布带长短根据书本厚度调节。木夹板多用硬质木料，一般厚度只有二三毫米，有作坊生产通用夹板供应书店，也有出版机构自制的。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私家出版物专门制作的夹板。如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出版活字本《丹徒胡氏支谱》，所用枣木夹板髙三〇五毫米，宽一八五毫米，单片厚约十毫米，书名在板上阴刻而成，填以石绿，富丽而庄重。至于以紫檀、花梨等贵重木材制作夹板的书籍，可以肯定以珍本善本居多。比木夹板更讲究的是木匣与书箱，根据全套书籍的册数，少者用匣，多者用箱。如一九三七年复社出版《鲁迅全集》纪念本的乙种本，配有楠木双层书箱；甚至有专为一部书设计一架书橱的，如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及《丛书集成初编》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约是线装古籍与日俱减的缘故吧，新印线装书都很讲究包装，初时喜用青布函套，九十年代以后更上一层楼，纷纷改为锦绫函套。如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十月影宋本《建康实录》，纸面布函，两函八册，定价二百二十元；改为锦面锦函后，价格猛升至近千元。看来在背后起作用的，仍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
       近现代图书采取传统的古籍装订形式，线装以外，较多的是经折装，又称折子装，多见于裱本碑帖，再就是佛经和奏折。经折装首尾的夹板，通常用硬纸板，也有用薄木板的。一九六〇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官灯》，五十开本，经折装，首尾的硬纸板外包红色植绒纸，文字烫金，别具一格。有趣的是，一九五〇年代初苏联出版的一种《莫斯科》建筑图片册， 五十开本，居然也做成了经折装。 更为古老的书籍装订形式，如蝴蝶装，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还偶有出现，当然都是用于影印古籍。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八月影印明人稿本《顾云美卜居集手迹》，原稿版框髙二〇五毫米，宽二六七毫米，每页二十四行，行十八字；影印本缩印为原大三分之二，做成规范的蝴蝶装，书页由书口向内对折，然后将书页背面的中缝粘贴在一张裹背纸上。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原大影印南宋刻本《忘忧清乐集》，版框高二百毫米，宽三一六毫米，左右文武双边；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四字，套印朱笔圈点；版心白口，双鱼尾，上鱼尾下标卷次，下鱼尾下标页数、大小字数及刻工姓名，较好地重现了宋刻风貌；全书分装三册，外套锦函，用纸印刷都相当讲究。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此书内页虽保持了蝴蝶装的形式，但书脊却改成了线订，致使版心部分被线订死，书页不能完全展开，可谓功亏一篑。现在新出版古籍线装书，更多是追求经济利益，而没有将它为真正的古籍线装书来做，这在当今社会是需要那些出版估计的机构深思的。
       薛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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