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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布衣书局的经营上：上班时间加上下班时间。他像蚂蚁一样，把一捆一捆的旧平装从潘家园的地摊上、从书贩子的家里装进麻袋，运回新开路胡同。拆捆、标价、码放、拍照片、最后寄出。相比这些基础性的日常工作，他更愿意做的事情是策划一些文化活动。比如新书的签售、知名藏书家的“面对面”访谈等等。那时候他的理想之一就是经常召集三五藏书同道，聚在新开路的这幢老洋房里，喝茶，聊天。做这些“闲事”的时候，他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拉过一把鲁迅风格的扶手藤椅，他身体前倾，为吴兴文或者谢其章的在线访谈充当主持人和打字员（这个体育常常不及格的人，打字的速度居然比我还快！）。他笑逐颜开，一张光溜溜的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由于体内各种荷尔蒙的分泌都已经达到了临界值，他的思维一下子变得格外敏锐，同时言谈也格外幽默。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不然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胡同渴望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电脑和嘴巴就是他的射电望远镜。每天，胡同用它向宇宙发射出千奇百怪的电磁波，并焦急地等待着反馈。那时候，除了睡觉以外，他的射电望远镜是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的。
对于要卖的每册旧书，无论经济价值如何，他都尽可能地把工作做足，竭力挖掘出其中的主要卖点：学术上的贡献、在历史进程中显现出的特殊意义、再加上一两句恰到好处的煽情的结束语。用胡同的话说就是“把所有的书，弄个你明白，我明白”，这样顾客买到以后会真正感到物有所值。他希望自己对一本书的描述，能够成为一个标杆，以后再有人要卖同一本书，只需把他写的说明文字原样照抄就行了。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顾客的满意度因此提升了，同时，书籍销售的时间成本也大大增加了。
胡同曾经对我说过他跟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有点像谈恋爱。但书既不是他的情人，也不是他的亲人。是什么呢？说不明白，有很多因素纠结在一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割舍不掉。因为这个爱好实在太长久，太长久了，很麻烦。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像驴肉火烧一样，日复一日被书一口一口地给吃掉了，但他愿意。他谈起《梵高书信集》，他说，从梵高的信里他体会到，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之外，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那是人生最大的慰藉。为了一个事业，你应该，不只是投入，而是要献身。
在我们合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常常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常常为他的不善经营而忧心忡忡。他不是块做生意的料，也不懂得管理，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大家都说“胡同啊，人好，但是不务实，爱务虚。他跟钱有仇”。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他会立刻把它变成书，所以书店永远处于现金匮乏的境地；进货快，出货慢；惜售；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回报极低的普通文史书上。潘家园的书贩子都特别喜欢这个爱捡“破烂“的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卖了一圈砸在手里的残羹剩饭，用辆小金杯拉上，送到胡同这儿。几乎每次都能得偿所愿，胜利班师。胡同买书（以破烂为主，这点必须一再强调）的热情就像女人不可理喻的购物欲，不考虑损益，泥沙俱下，买！买！买！先满足快感，堆回家里再说。因此，每次朋友聚会，最终都会演变成对胡同经营策略的批判会。他面带微笑，态度诚恳，屡次检讨，但从不改正。
久而久之，胡同在顾客心目中树立起了诚信商家的形象。而在圈内人的眼里，他是个劳碌命，是拉板车的骆驼祥子，是叩石垦壤的愚公，是火车站扛大包的。最近，他找人为布衣书局设计了一个标志，画面上是一个细胳膊细腿的人奋力拉着一平板车堆成小山的书（从画面中那些书的外部形态和堆放方式，我们可以体味出这车书的整体重量和货币价值之间的巨大落差）。胡同说这个标志很好，是自己现在生存状态的准确写照。想想吧，十年过去了，他的生存状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应该为他的执着鼓掌还是为他的冥顽不化而叹息？
我总记得那天他肩膀上搭条白手巾，正在潘家园装运成麻袋的旧书。时值酷暑，大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烫。专门卖老照片和线装书的同行刘尽忠摇着一把折扇优哉游哉地晃过来了。刘尽忠这几年抓住了古籍拍卖的大好行情，成功转型，发了。他站在一边咧着嘴看着胡同汗流浃背地卖力气，也不说话，就一手在额头上搭着凉棚，一手扇着扇子。胡同装完一麻袋，摘下眼镜，用脏手抓起白毛巾擦汗。旁边的刘尽忠笑嘻嘻地一挑大拇指，下巴一扬，字正腔圆地夸了胡同一句：“真——有——劲儿！”
真有劲儿，胡同后来常常说起这件事。他自己也会跟着笑起来，他说，一想起这仨字儿，刘近忠这小子那一脸坏笑就如在眼前。但紧接着，胡同就把笑容收起来了，他有点黯然地说：“劲儿练出来了，钱没赚到。”
是啊，布衣书局，我们这个生意，它唯一的问题在于，不赚钱。
赚钱这件事，让我们俩都觉得头疼。不过，既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好吗？说点别的吧。来点田园牧歌式的八卦怎么样。
没错，在新开路胡同73号度过的一年多时间，是值得纪念的。我们租用的那幢青砖老洋房建于民国初年，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故居。隔壁正在装修的那幢警戒森严、风格类似的别墅，则是为新到任的商务部长薄熙来准备的。而不远处的69号大院，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曾在此度过了五年的儿童时光。那天满头银发的小泽征尔回到69号大院，他在埋葬母亲骨灰的花坛边鞠了三个躬之后，送给街坊们每人一张音乐会的门票外加一瓶五粮液，笑容满面的街坊们则回赠了一件寓意奇怪的工艺品——一只长寿龟。
我记得曾经出现在73号院的每一个人。首先是拄着拐杖、神情木然的老房东，在不得不戴上手套敲键盘的冬天，他指着忙前忙后的儿子对我说：“我们，离不开他。”春天，和气的片儿警拿着登记簿推门进来，陈年的地板被他踩得咯吱咯吱响，他在书库里扫视一圈，皱了皱眉头：“注意防火啊！你们备了几个灭火器？”有两个陌生的女人，自称是古典家具爱好者，她们不请自来，像间谍一样，在这幢房子里转个没完没了。旧书业的博导、八十万禁军教头吴老师，他有专职司机，他总是诲人不倦地把我们制定的所有方针政策批驳得体无完肤。出现最多的是布衣书局的两位同事：被胡同从烧饼铺挖过来的山西孩子小张，他后来改行去做发型师了；爱看书，总是背着手走路的周兴，他沉默寡言，但语出惊人，现在已经成长为我们圈子里公认的语言大师，幽默大师。
新开路胡同73号，庭院里的两株侧柏，树下墨绿色带遮阳伞的庭院椅，烟灰缸，空酒瓶，透风的木窗。从锅炉房升起的青烟，停在电线上的黑燕子，晚上几个房间同时亮起的暖黄色灯光，一身正气的居委会大妈胳膊上威武的红袖章。还有，镜子里映出的年轻的你，年轻的我。
夏天的傍晚，路口有烤羊肉串的，我和胡同一人要上十串二十串，坐在塑料板凳上，望向口外喧闹的东单南大街，谁也不说话。我们看见一些灰蒙蒙的引擎盖，那是色彩整齐划一的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堵在路上，所有的司机都把手臂搭出窗外，这条街上就有一百条烦躁不安的黝黑手臂张开毛孔，吸入王府井的尘土，呼出建国门的热风，排毒养颜，利国利民。路上走过的中年和青年女人，人手一只图案千篇一律的LV皮包，她们不知道，昂贵的东西使人显得衰老。亲爱的女人，你们不如去挤公交车，不如去吃肯德基，不如去爱个穷光蛋，不如趁时间还早犯上一个没心没肺的错误。要是突然下起雨来，马路两侧的柳树就变成了摇动四肢的软体动物，它们把种子藏在雨水里，顺着树叶尖端那一下致命的弹簧般的颤抖，播撒在快步赶路的行人心上。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支上一只大桌子，从理发店隔壁的方圆餐厅叫一桌子冷热荤腥，和朋友们一起天南海北地神侃。我们谈论“春风雨露润三秦，三个代表奔小康”，谈论网上形形色色的马甲，谈论古旧书业的最新行情，谈论能通过气味，用鼻子鉴定版本的伟大藏书家。这样的聚会带来一种薄如锡纸的存在感，在时间无尽的序列里，在平淡无奇的世界上。当酒尽灯残，我走出73号的绿色铁皮大门。我驻足站立，倾听黑夜献上的灵魂之歌。在永无休止的歌声里，窄巷无人，如临荒村，只有明月空如水，不见青溪长坂桥。
但是我得说，所有关于风花雪月的回忆最终无一例外地可以被翻译成一部对于家庭生活的忏悔录。胡同也是如此。
那时候，胡同的老婆、孩子都在山东老家，他却很少回去。他喜欢北京，即使四处碰壁，他也觉得这里才有他想要的生活。他说他宁愿死在北京。
确实，北京交通拥挤、空气污浊、生活成本高昂，但在这里，你的精神生活最容易得到满足。总有人会积极地分享你的想法，你最稀奇古怪、最微不足道的才能也有机会抽枝发芽，并最终找到知音。你邂逅的这些知音，在样板戏和晚会歌曲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能看到你心里的那团火。他们对轻视物质生活的人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欣赏。他们能帮你穿透表皮，进入北京的动脉，在注满理想主义红血球的大海中劈波斩浪，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参与一场庄严的新陈代谢。于是，为了不在高血压、老年痴呆症袭来的那一天感到后悔，为了寻找，就找那一点点电光火石般短暂的心灵相通，就为了这个，离开故乡，也是值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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