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的阅读与传播史

《百年孤独》有三个著名的中文版，范晔的新译本将对前辈发起挑战。


1982年10月21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5月30日，当时的获奖作品《百年孤独》的正式授权版终于来到中国。从拉丁美洲到中国，从爆炸、震撼到变成出版人的梦想，一本书的版权路走了30年。这30年里，有过对这本书的集体热潮，有过爆炸后的盗版横行，有过到处都买不到书的阅读断层，当然也有了如今用时间和天价版税换回来的正版图书。回首三十年，大概没有第二本外国人写的书在中国引起过如此的轰动，其经历又如此富于戏剧性。

1982－1991　一本小说的震撼
【关键词 爆炸、模仿】

1984年底，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院读书的莫言，从一个河北保定来的朋友那里第一次听说了《百年孤独》。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1块6毛钱，对于那时一个月有七八十块钱工资的他来说至少不算便宜。回到学校他翻开书，才看第一页他就拍案而起———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除了震撼、佩服之外，莫言心里也有一些不服气，他觉得自己生活中有更丰富的东西，老百姓坐在一起吹牛皮编造的故事，原来也能变成神圣小说的素材。

看到第5、6页的时候，莫言已经按捺不住要用自己得到的新方法写小说了，他立即合上书，提笔写起了新小说。从此，他抛弃了政治宣传话语，而是将已经刻在生命里的故事调动起来，构建属于自己的高密文学王国。

这一年，中国大陆冒出了两个版本的《百年孤独》，一本是上海译文版的西语直译版，在8月推出，也就是莫言买到的版本。一个月后，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高长荣由英译本和俄译本转译过来的《百年孤独》。尽管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两个版本在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删减，却无疑成就了一批像莫言这样的文学人口的震撼，一批今日已经成名的作家，都承认自己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抓住机会，在1982年第6期上节译了《百年孤独》的第六章，译者是沈国正、黄锦炎和陈泉，这是《百年孤独》第一次和中国大陆读者见面。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这也成为了大陆翻译出版的首部马尔克斯作品集。

其实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第一次在大陆被提及还要提早两年，在1980年第3期的《外国文艺》上，刊发了刘习良等人翻译的马尔克斯4篇短篇小说，即《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礼拜二午睡时刻》和《纸做的玫瑰花》。

回忆起那个时代，拉美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用了“中国作家言必称《百年孤独》，言必称魔幻。”这样的形容，“好像中国作家不读这本书，在当时就没有了话语权。”前两年他在中南海做过一系列外国文学的座谈，江泽民还跟他提到，当年很多朋友都向自己推荐这本书，所以《百年孤独》在当时的影响力早已跨越了文学界。

刘心武当时在社科院的一场讲座上说：“现在有一股马尔克斯热，《百年孤独》热，有一个青年作家到南极去，沿途带的书就是《百年孤独》。他在日记中不断写道：我又开始看《百年孤独》了……很多文学青年也是一样，以胳膊下夹一本《百年孤独》为荣，作为文学达到档次的标志。”

在书店里，《百年孤独》一度成为抢手货，《文学报》当时的统计显示，在1986年3月27日这一天里，《百年孤独》在上海徐家汇书店售出了三百册，这个数字即使放在今天看，也依旧是一本超级畅销书。

中国许多在今天已经成名的作家在当时都直言不讳道出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喜爱，贾平凹说：“读了马尔克斯的书，就永远记住了《百年孤独》四个字。”余华则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无可争议的大师。”

这种情况在港台同样如此，1982年，三毛在《联合报》上撰文《我所知道的马奎斯》，文中称“马奎斯是近年来世界性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只在西班牙语地区得到普遍的欢迎，同时在世界各地只要对近代文学略有涉猎的人都不应该不知道他。”作家张大春当时被台湾评论家称为是马尔克斯的螟蛉义子，他也的确在80年代的《将军碑》、《最后的先知》和《病变》中对“义父”的风格进行了彻底模仿。

在香港，最早为马尔克斯摇旗呐喊的是西西和也斯，而且早在1972年，也斯已经撰文介绍包括马尔克斯在内的多位拉美小说家。二人也曾经对这种魔幻性进行了模仿，比如也斯早期的作品《养龙人师门》，比如西西在家里马桶盖上完成的《我城》。

而在中国大陆，在《百年孤独》获奖的第一个十年，更是出现了集体性的模仿热潮。莫言在看了5、6页即合上书，马上提笔写的两篇小说。一篇讲的是一个总幻想自己要飞起来的老头，身上贴了很多羽毛，这显然模仿了马尔克斯魔幻的部分。而另一篇名为《金发婴儿》的小说，大量使用了“多年以后，许多天之后”类似的句子。

莫言两篇作品的模仿，其实也代表了在当时中国作家模仿《百年孤独》的不同方向，要么是对开篇句式的模仿，比如韩少功的《女女女》、苏童的《平静如水》等等，也有人认为莫言的《红高粱》也模仿了《百年孤独》的经典句式，但莫言本人却不认同，他强调《红高粱》的写作在《百年孤独》译本来到之前已经完成。

而在开篇句式之外，中国文坛出现的寻根文学和故乡书写也被认为是受了《百年孤独》的影响，比如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又或者言说家族故事小镇书写如张炜的《古船》、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都在此时开始成形。

回顾《百年孤独》获奖后在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引发的热潮，陈众议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中国本身。“当时对世界上的东西都感到新鲜，感到好奇，而拉美跟西方的强势文化又有区别，在背景、社会历史状况和中国更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