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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主义是日本书业的灵魂 2015-04-11 刘柠 活页 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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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8月，知名作家刘柠应单向空间邀请为首批驻店作家，驻店期间，刘柠和读者面对面有多场沙龙互动。8月24日，刘柠在单向空间花家地店做了一场“日本书业和书店文化”的演讲，我有幸做这场沙龙的主持人，第一时间聆听了刘柠老师对日本出版业和书店业的观察和表达，很受启发。之后，刘柠在当天演讲的基础上，修订为《漫谈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一文，首发于腾讯大家（ID：ipress）。征得刘柠老师授权，活页再次刊发本文，希望能给国内出版、传媒和书店从业者一些参考。
漫谈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
文 | 刘柠
对世界各国人均购读量的统计数据表明，日本是不折不扣的读书大国。这一点，基本无需诠释，只消稍留心一下东京电车上和车站、咖啡等公共空间的阅读风景便可了然。而读书大国的有效支撑，则是书业大国和书店大国——没了后两者，阅读便成了无米之炊。所谓书业，顾名思义，即生产图书的产业——出版业，但我个人话语中的出版业，则是包括了新闻媒体（特别是杂志）在内的广义内容产业的概念，或者叫做“大出版”。而书店，按理说应该算是书业的一环。但为了谈论的方便，我们权且把这一环拎出来，作为与出版相平行的课题，来单独探讨。
先从书业谈起。拟围绕新闻媒体、图书出版、出版的激励机制和出版业的“东洋标准”这四个层面来展开我对东瀛书业的观察。
代官山的蔦屋书店，被美国网站Flavorwire.com评为世界最美的20家书店之一
媒体是出版的“底本”
我为什么选择从新闻媒体的视角切入出版问题呢？主要基于三个理由：一是媒体与出版（这里指图书出版）很多重合的“交集”。日本的媒体，特别是杂志，很多是出版社在办。如著名的讲谈社旗下，盛期时有百余种杂志，甚至出现所谓“杂高书低”（即杂志的销售额高于图书码洋），以志养书的现象。媒体大多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且很多是重要的大型出版社，如大报中的朝日新闻出版社、每日新闻出版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杂志中的文艺春秋出版社等，都是出版业巨擘。
其次，媒体是出版的“底本”。以动辄数百万份，甚至上千万份计的大报为龙头，海量发行的报章杂志，几乎达到（每日）全国人手一纸（志）的程度（日全国人口目前约为1.27亿）。日复一日，媒体生产线上产出的天文数字单位的内容产品，除了一部分单纯的信息之外，其余相当的部分，会直接转化为图书出版的内容，如报纸和时政、文化类杂志上文艺副刊中的专栏和虚构、非虚构作品的连载。
第三，人才也高度重合。现代大众传媒与大学一样，是思想和新知的熔炉。尤其是日本媒体，高度的精英化和广泛的覆盖，优秀的畅销书作家和学者辈出，代有人才，各领风骚。如前《文艺春秋》杂志政治记者、曾以《田中角荣的金脉与人脉》的调查把田中角荣拉下马的立花隆，转型为著名的畅销书作家；笔者的友人、已故《东京新闻》编辑委员清水美和系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著述颇丰；腾讯“大家”的签约专栏作者野岛刚则是《朝日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作家，致力于日文和中文双语写作，在中日两国出版了多部非虚构作品。
这种新闻媒体和图书出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双向互动的现象，并不唯东洋所独有，却以日本为盛。特别是在互联网资源整合加速的今天，媒体与出版的边界日渐模糊，乃至所有谈论大众传媒的著作，必论及出版，反之亦然。
日本主流出版物：单行本、新书和文库本
我本人作为一介读书人和藏书者，近二十年来，眼瞅着中国本土图书的开本越做越大，异型本增多，乃至在居大不易的京城不得不为藏书空间而犯愁。后来，待我进入某家出版社短暂工作后才明白，从编辑到读者，似乎有种默契的“共识”：凡畅销书，必大开本。
日本出版史上，也有过类似好大喜功的“恶趣味”时期。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成功人士”争相用成套的精装大开本书来装饰书房，书籍成了价格不菲的“壁纸”。如今去神保町、早稻田一带，旧书肆中有大量的文学全集，精装函套，有些还是真皮面，是真正的豪华本。但由于过于挥霍空间，且印数庞大，基本上沦为打捆堆在店前路边上等待贱卖的命运。“移风易俗”后，代之以开本小巧实用、装帧简洁素雅的审美趣味，且书目繁多，森罗万象，无所不包。在出版业持续衰退的大气候下，过去十五年来，小开本市场却异常坚挺，相当程度上填补了码洋的缺口。
主流出版物按开本大致分为三类：单行本、新书和文库本。单行本与中国一样，有大小32开之分，有精装本，有简装本，也有软精装，但以硬精装最为普遍。这三类主流产品，各有其职能分工，相辅相成，基本上构成了出版市场的主干，我称其为现代出版业的“东洋标准”。
“东洋标准”中的两个主要版型，一是文库，二是新书，说来都是从西洋“拿来”的。
装帧精美的文库本
所谓文库版，即A6版（148×105mm）袖珍口袋本，历史逾百年。日本最早的文库本，是1893年博文馆出版的“帝国文库”，是厚达1000多页的精装豪华本，与今天“文库本”的概念相去甚远。一般认为，东洋现代的文库版，是受德国“雷克拉姆文库”或“卡塞尔文库”的刺激而产生的，滥觞于1903年，由富山房创刊的“袖珍名著文库”。1914年，新潮社刊行“新潮文库”，比今天通行的A6版标准规格略小一些。1920年，岩波书店推出“岩波文库”，旨在以低价格刊行名著，普及学术。“岩波文库”至今仍在延续，真正是文库本中的百年老店，内容从古希腊先哲，到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从黑格尔、康德，到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可谓兼容并蓄，对文化启蒙功莫大焉。除了 “岩波文库”外，还有改造社的“改造文库”，春阳堂的“春阳堂文库”，东洋出版史上的第一次“文库热”，在战前便形成了。我收藏的最早的一册文库本，是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塔・苦闷的象征》，1933年11月由改造出版的“改造文库”。
1949年，角川书店创刊“角川文库”，与“岩波文库”、“新潮文库”并称为三大文库。战后，又先后掀起过四次“文库热”，被卷入其中的出版社所在多有。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2013年的统计，目前共有85家出版社在同时发行192种文库本丛书，其中颇不乏发行量逾百万册的长销书（Lang Seller）：如“岩波文库”中占据第一位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托篇》，共发行164.2万册；“新潮文库”中的首位是夏目漱石的《心》，发行实绩是691.05万册。
按东洋书业的行规，在杂志（或报纸）的连载结束后，出版单行本。单行本付梓三年，待码洋达到一定水平，成本回收后，推出文库本。但近年，这个不成文的陈规已有被打破的态势，如2010年开始进军文库本市场的实业之日本社，在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劫持白银》于某杂志的连载结束后，并未经过单行本，而是直接推出了同名文库本，大获成功，热卖逾百万册。
新潮文库
另一类袖珍本出版物是“新书”版，标准规格为173×106mm，比文库版略微瘦长一些。此“新书”并非指新近出版的新书，而是这种开本的出版物统称（日文中，相对于“古本”，新出版图书叫“新刊书”）。新书的历史比文库浅，但也基本上是战前从西洋舶来的文化。1938年，岩波书店模仿一年前英国创刊的“企鹅丛书”推出了“岩波新书”。与主要刊行经典的“岩波文库”不同，“岩波新书”的理念是“以现代人的现代教养为目的”，向国民普及新知。如此出版理念，至今不渝。新书作者多系各个人文社科分野中公认的权威学者、学术大家，面向一般读者，以去专业化的形式，介绍本学科的前沿动态，要求是生动有趣，提纲挈领，是一种普及型的标准化知识产品——岩波书店甚至对新书的篇幅都作出过明确要求，平均为224页。
新书文化在战时受到遏制，未能做大，战后却被广泛接受，成为与文库本鼎足并立的主流产品，并衍生出一些延伸性产品，为东瀛书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点缀着纸质出版作为所谓“夕阳产业”的黄昏之美。
以上，是对东瀛书业的一个个人视角的粗线条扫描。接下来，再简单谈一下日本的书店文化。
好多书店
到过日本的人会惊异于那个国家书店之多：截至2014年5月，日本全国共有新书店13943家。其中，110家连锁书店，便拥有4500个店铺。而这还是持续萧条、书店业整体缩水后的结果：据统计，过去16年来，日本每年减少522家新书店。16年间共有8353家新书店消失。1999年，全国共有新书店22296家。日本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云南省还要小大约2万平方公里。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规模？
虽然新书店整体萎缩，但旧书店并没有明显减少。全国加盟“古书籍商组合连合会”的实体旧书店约有2200家，其中东京770家，大阪280家，京都120家。东京旧书店中的大约五分之一（约170家），集中在神保町一带。旧书店不仅没减少，且“受惠”于书业的不景气，整体规模还有所扩大：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类既不是新书店，也不同于传统旧书肆的书店——新古书店，主要经营近年付梓的漫画、文库本、新书本等大量出版、虽无甚版本价值，但品相良好的旧书。其特点是：外观与新书毫无二致，但价格要比新书店便宜得多；而一些古籍珍本和专业书（如建筑、艺术、摄影等），则要比传统旧书店便宜得多；除了图书漫画，还兼营唱片、DVD。
日本神保町的古书街
这类新古书店，刚好在出版业开始衰退的时期出现，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书业不景气带来的缺失，满足了人们对新版畅销书的阅读饥渴，因而颇受欢迎，增长迅速，如BOOK OFF、古本市场等，均是在都会繁华街区拥有众多店铺的大型连锁商。
这种新古书店的出现，还带来了另一重影响，那就是：人们读过之后的书，还可以处理给下游的旧书店——多了一次流通。如此，从出版社，经过中盘商，到新书店，再到新古书店，最后到旧书店，一本书可以有三次以上的流通（还不算图书馆渠道的流通），极大提高了知识文化的传播效率。
所以，我常常对朋友说：在日本丢东西不怕，但丢什么千万别丢书。东瀛治安良好，基本上是路不拾遗的社会。我个人在过去二十年就有过遗失Walk Man、照相机、iPhone的记录，但都“完璧归赵”了。唯独丢书，那是真难找回来。一是“书香社会”——读书人确实多；二是书有价值，无论新书、旧书。
好有文化
我说日本书店“好有文化”，基本上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种事实判断。从店名、历史，到店主、经营，都在为这种事实判断提供依据。
日本书店大多历史悠久，店名都有明确的来历，有些甚至来源于中国的经典。如上面提到的有邻堂书店，店名源于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邻”；三省堂书店，则源于《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著名的蔦屋书店，来源于江户时代著名的“版元”（即出版商）蔦屋重三郎，正是他把写乐、歌麿、马琴等不世出的绘师推向了出版市场；1966年创业的淳久堂，在日本书店中，历史不算长。是老铺菊屋图书贩卖株式会社的创业者工藤淳把图书部门委托给儿子工藤恭孝后独立的结果。独立之际，恭孝出于孝心，把父亲的名字按西式习惯掉了个个，变成“淳・工藤”，后又根据发音，借用通假字，改称“淳久堂”。
日本淳久堂书店名古屋店
要想书店有文化，一个先决条件老板要有文化。如纪伊国屋书店的创业者田边茂一，早年是著名的文艺青年。经营全权交给别人，自己醉心于文学创作和演剧运动，还发行过自己的唱片，在银座的酒吧，夜夜笙箫，被昵称为“夜市长”。但正是这样的书店老板，才知道怎样让书店更具艺术范。新宿东口的纪伊国本店附设的顶层画廊和小剧场，是战后日本的文化地标之一，是小资男女们幽会的“热穴”。
书店老板，特别是旧书店主，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甚至是某个学术领域当人不让的专门家的例证，简直不胜枚举，我自己就特爱读旧书店主作家们的随笔。如1944年出生的作家出久根达郎，至今仍在东京最小资的地界——中央线沿线高圆寺经营一间旧书店“芳雅堂”，边开店，边写作，著述宏富不在话下，居然还是直木奖得主！
今年6月，我与友人去东京散心，参观了一间新近开张的叫“摄影食堂”的视觉系书店。书店位于东京黄金地段六本木使馆区的核心地带，是一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经营者是著名摄影家评论家饭泽耕太郎夫妇。说是书店，其实是餐吧，兼图书馆和主人的艺术工作室。我是饭泽的粉丝，对其著作多有收藏，刚好不久前知道他是长居北京的日本作家友人温子小姐的朋友，便慕名前去拜访。真是眼界大开：饭泽把全部数千部摄影集的收藏，统统拿出来，用于摄影爱好者借阅、研究（也有一部分可出售），其中不乏早已绝版的稀见本。我和北京的友人，加上一位东京的女建筑师朋友，边喝咖啡边聊天，检阅了一番平时断难看到的写真集珍藏，大饱眼福。临走时，把刚从神保町的艺术系旧书店淘来的一本饭泽摄影评论集，让作者签了名，咏而归。
“摄影食堂”书店
当然，仅靠传统和店主有文化，尚难撑起整体的书店文化。即使再“高大上”的架构，也还需要细节砖瓦的填充、夯实。而东瀛书店，最不缺的，就是细节，简直是细节控的天堂。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书皮文化
在日本的新书店购书，结账时，店员肯定会问你需不需要包书皮。你只需答一个“请”字，或点一下头，店员便会按你购买的册数，从柜台下面抽出相应数量的包装纸。一般来说，每个店家都备有几种图案的包装纸，任顾客随意挑选。这些包装纸上除了印有书店的LOGO外，并没有多余的广告信息，设计风格或素雅脱俗，或大胆前卫。但见女店员纤纤素手，翻来覆去，裁剪折叠，三下两下就把几本书的书皮包好。然后分别插入店家的书签，装入手提塑料袋中，用胶带封好袋口。在双手递给顾客的同时，颔首鞠躬、致谢。
纪伊国屋书店为顾客提供的书皮
书皮文化，起源于大正时代，是日本特有的文化。艺术家竹久梦二早年也曾为发妻他万喜经营的精品屋，设计过不少书皮包装纸。除了书店免费提供的一次性纸书皮外，作为图书的延伸性产品，书店附设的文具店（或文具卖场），还出售各种开本的非一次性书皮，从普通的塑料材质，到纯棉、纯麻质地，仿皮、真皮制品，应有尽有。由于日本出版的高度标准化，每种开本的书皮，均可适用于同样开本的所有书籍，本身就是一件工艺品。我自己便有大小32开、新书版、文库版，塑料、布面和真皮制的各种书皮。阅读时（尤其是在公共场所阅读时），包上书皮，一方面可保护书籍免受磨损，拿到旧书店处理时不掉价，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因为在日人的观念中，读书跟吃饭、睡觉一样，也是一种私行，未必想让别人看见。君不见，早高峰的通勤电车上，邻座那位西装革履、专心捧读的大叔，手里用真皮书皮包着的文库本没准是一本官能小说或色情漫画，也未可知。
作家书架
很多书店，在人文书的卖场，设有“作家书架”：打乱通常的按出版社、作者或不同丛书的常规分类，由一位或几位作家、学者按自己的个人趣味重新分类，码垛，或整理几个书架，并定期更换。如京都的著名书店惠文社一乘寺店，店堂内清一色古董家俬，不大像个书店，但到处是书和杂志，且高度混搭，文库本、杂志与漫画，不论开本，爱谁谁。但仔细一看会发现，所有书刊，被分成了几大类：食、猫、酒、建筑、乙女、时间……不用说，如此个性化的分类，也是作家的功课。
这方面，走的最远的，是淳久堂书店的池袋总店。这家店对人文书的个性化口味，已不满足于普通的“作家书架”或“作家角”，2003年，开始导入“作家书店”制度：与名作家、名学者、名记者签约，期限为半年。签约作家不仅驻店，且担任店长，实操营业。在7层卖场，特设一个空间，以作家的名字命名，作为“作家书店”向书客开放。期间销售由作家亲自遴选的500种书籍，并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至今已迎来了第20位作家——翻译家柴田元幸。今年8月31日，刚刚在7层的“柴田元幸书店”举行了一场关于马克•吐温的文学讲座。
淳久堂池袋总店的柴田元幸书店
自己出版
你可以想象，用喝一小杯咖啡的工夫，出版一本书吗？这不是SF小说中的情结，而是现实。四年前，神保町的三省堂本店引进了一台设备，名字就叫“意式特浓印刷机”（EMB：Espresso Book Machine）。当然，这台设备是美国进口的舶来品。那些绝版多年，在坊间已难觅芳踪的稀见本；钟情文字，却与出版无缘者的回忆录等著述；一本书内容甚好，但装帧设计俗恶无比，难以忍受，想自己重新做一本取而代之……凡此种种，正是这间“特浓”作坊的潜在客户。你只需提供固定格式的电子文档，通过店中与国家版权机构联网的专用系统确认有无著作权侵害问题（即使有，亦可通过交付版权使用费等形式通融解决），如无虞，便可开机印刷了。你可以从菜单中选择中意的版式，包括书封，连版权页都能实现个性化设计。至于价格，不同的内容数据提供方，有相当差距。讲谈社出版物的话，大体是B6版，200页，1000日元。据三省堂负责人透露，“未来的目标是：库存断货的书，都可以在店头即时印制”。
防雨措施
一次，我在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购书。在收银台交款时，一位英俊的店员按通常的操作麻利地结账、包书皮、装袋。把书递给我之前，微笑着问我：外面好像下小雨了，我给您做一个防雨处理吧？说着，并不等我回答，便从柜台里抽出一只透明塑料袋。那塑料袋明显已经做过标准化的加工，底部中间开了一个口，宽度刚好与书店的手提纸袋的提手一样宽。店员把塑料袋反过来一套，便给我手提袋穿上了“雨衣”，只露出两只提手。那天我有明确的目标，且买完书还有其他安排，并未恋栈，充其量也就耽搁了十来分钟的工夫，而我进店时并未下雨——可店员怎么知道外面下小雨了呢？
后来，我无意中跟李长声老师说起这个故事。长声老师告诉我，下雨时，书店里播放的背景音乐会切换到一个特定的曲目。店员一听，就知道下雨了，便要为客人做好防雨措施。我和我的小伙伴当时就惊呆了……这，也忒细节主义了吧？不过，你却不得不承认，细节主义，的确是东瀛出版业、书店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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