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孔夫子——嵇辽拉

表兄戴激留学苏联时与嵇辽拉是同乡好友，长期以来保持亲密友谊。现转发嵇钧生先生两篇介绍嵇辽拉的文章，为的是给镇江研究提供有益资料。

莫斯科的孔夫子

——记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列.谢.贝列罗莫夫（嵇辽拉）

嵇钧生[1]

摘    要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历史学博士列·谢·贝列罗莫夫（Леонард Сергеевич Переломов ，嵇辽拉，Цзи Лера）教授是一位具有中国血统的俄罗斯汉学家。在60年来的汉学研究生涯里，他致力于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并积极促动儒家思想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搭建了沟通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文通过“一位具有中国血统的俄罗斯儒学专家”、“在蜿蜒曲折中坚持走研究汉学之路”、“卓著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致力于搭建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四个部分的介绍，试图通过一手资料向读者比较清楚地描述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

2004年9月，为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在俄罗斯孔夫子基金会（Русский конфуцианский фонд）的主持之下，俄罗斯汉学家新译的《四书》《〈ЧЕТВЕРОКНИЖИЕ〉－СЫШУ》全集顺利出版[2]。

在俄罗斯汉学的历史上，随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入华的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1716-1786）、比丘林（H .Я.БЙЧУРИН,教名雅金夫，1777-1853）和波波夫（П.С.Попов ，1842-1913，中文文献中称“柏福百”）等人都曾先后向俄国社会介绍儒家思想，比丘林也曾翻译过《四书》,但没有刊印。20世纪以来，俄罗斯汉学界人才辈出，很多俄罗斯汉学家专注于儒家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研究[3]，儒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新《四书》全译本总结了历史上俄译《四书》的短长，是迄今最为完整、最为准确的俄文译本，引起了俄中儒学界的广泛重视。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使衔参赞贡恰罗夫（Гончар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中文名康嘉若）在其致辞中说，新《四书》全译本是第一部全面阐述孔夫子思想及其在当今社会现实意义的俄文版著作，“此书的出版将帮助俄罗斯人民更好地了解这位中国伟大先哲的思想[4]。”

2004年10月14日，俄联邦总统普京访华时，特别将一部经过精美装帧，带有特制皮质封套的俄文版《四书》全译本作为国礼送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前特命全权大使张德广认为此书的出版，“无疑有益于读者对孔子和中国的进一步了解，这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盛事”[5]，同时他表示，“对本书作者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孔子，严谨治学，一丝不苟，成果颇丰，表示深深的敬意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6]”。

负责《四书》的组织翻译工作并亲自为俄译本做注释的，就是俄罗斯孔夫子基金会主席、被国际儒学界誉为“莫斯科的孔夫子”的列.谢.贝列罗莫夫[7]教授（中文名嵇辽拉）。

一、一位具有中国血统的俄罗斯儒学专家

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嵇辽拉教授研究成果卓著，仅近年来关于孔子的专著就有《孔子的言论》[8]（《СЛОВО КОНФУЦИЯ》）、《孔子：生平、学说、命运》[9]（《КОНФУЦИЙ：ЖИЗНЬ‚УЧЕНИЕ‚СУДЬБА》）、《孔子论语》（[10]《КОНФУЦИЙ  ЛУНЬЮЙ 》）以及最近这部《四书》全集等多部，这些著作影响广泛，发行量均越万册大关，尤其是洋洋四十余万字的《孔子：生平、学说、命运》一书，堪称嵇辽拉教授几十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与学术著作印数偏少的世界惯例相左，嵇辽拉教授的著作不但发行量很大，而且除了在一些专业刊物，如《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4年第4期）、《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3年第3期）、《东方研究》（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остока，1994年第3期）上有评论外，不少有影响的非学术性报刊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993.6.1，发行量10万份）、《首都画报》（Столичный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й  Журнал，周刊，1993年第29期第139页，发行量76，353份）、甚至用英、俄双语发行的以商人为对象的经贸杂志《企业家》（Деловые люди，1993年第39期，发行量10万份）等大众性报刊也都作了报道。广受莫斯科观众关注的“莫斯科回声”(Эхо Московы)广播电台甚至把该书评为当年最有兴趣的读物之一。《图书评介》（Книжное  обзрение‚发行量76,353份）是一份高品位，受到读者欢迎的杂志，该刊记者索贝洛夫（Субиров）在对贝列罗莫夫进行专题采访时提出了许多俄罗斯读者关心的问题：“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学术书籍兴趣正在不断提高，对此作何解释？”，“孔子、商鞅在历史及现代中国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您书中主角的那些论点是否可以用于当今的俄罗斯？”等等。这篇文章于1993年10月15日发表后，引起很大回响，说明广大的俄罗斯读者，已通过贝列罗莫夫的著作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关心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希望从中得到借鉴[11]。

1998年出版的《孔子论语》长达五十多万字，最初作者的计划是“面向学术界，因此，所有复杂的有争议之处，都标明了前人各种语言（俄语、汉语、朝鲜语、日语、英语、法语、德语）的译法。”后来，由于看到主张用“休克疗法”进行改革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俄罗斯少壮派们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不恰当的否定评价，为了“帮助”这些政治精英们有个正确的认识，他“不得不增加了介绍儒教资本主义与带有儒教色彩的社会主义（小康

基本内容的章节。”[12]从而使此书更加具有现实价值，立即引起了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关注，被推荐为俄罗斯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基本藏书。第一版2550册很快售空，以致不得不接着出第二版。在俄罗斯当时的经济状态下，一本推介外国传统文化，社科类大部头的书，竟会一版再版，这实在是很少有的事。2000年本书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颁发的奥尔登布尔格（С.Ф.Ольденбург）奖[13]。同时俄罗斯总统叶利欣也亲自签名给他颁发了“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Заслуженных Деятел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рации ）证书。

活跃在国际儒学论坛上的嵇辽拉教授，也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学界的关注。早在1994年，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在对他进行了三次采访后，发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热在俄国—访谈录》[14]，对他的学术成果作了详细报道，此后又在《华侨大学报》[15]著文向国人介绍了这位“举止温文尔雅，待人亲切谦和，颇有‘夫子’风度”的“莫斯科的孔夫子”。远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陈开科也撰文介绍贝列罗莫夫的学术成果，称颂他在推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功绩，是开创了“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丰碑”[16]。新加坡《联合早报》[17]也报道了他的成就。资深记者马天翼也多次著文介绍。[18]

1998年，在嵇辽拉教授70岁诞辰时，俄罗斯汉学家В·Ф·费奥克蒂斯托夫（В.Ф.Феоктистов）在《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上撰写长文[19]介绍他的学术成就。

与此同时，学术界尤为关注他的生平。特别是中国学者，他们希望了解，何以一位外国学者会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出丰硕的成果，又是那么孜孜不倦地向俄罗斯人民宣传中国优秀的文化理念。

众所周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苏关系曾经历过从亲密友好到长期冷战对抗的状态。不难理解，由于政治对学术的直接作用，这会给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多大的影响。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种种历史波折，中苏关系终于恢复了正常化。中国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锁国排外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崛起和腾飞，给外国，包括俄罗斯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相比之下，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却由于“休克”式的，全面私有化的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大步倒退，国家资产大量流失，物质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保障体系几近瓦解。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因经费短缺而难以为继。即使一些被保留下来的一流研究机构，其生存状况也是举步维艰。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生活待遇最为低下的阶层之一。他们的工作处境面临极大困难，许多著名学者流失海外。在这种情况下，嵇辽拉保持平和心态勤奋治学的内在动力，就是他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他的根在中国。

嵇辽拉，他这个生僻的“嵇”姓曾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兴趣。其实这并非他要回避常姓去攀附圣贤，因而取用了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和音乐家嵇康的姓，因为他原本就姓“嵇”。他是位有着中国血统的俄罗斯人——他的父亲嵇直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对中国和苏联都有过贡献的共产党人[20]。

嵇直（1901—1983，Кичжи）是江苏镇江人。二十年代初，他在扬州美汉中学、苏州东吴大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还在镇江创办了《新镇江周报》[21]，揭露时弊，宣传进步思想。

1922年嵇直进入上海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领导同学驱逐了只顾赚钱，不顾教学质量的市侩校长，请来于右任，为将学校改造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上海大学打下基础。后来他被党奉派到沪西开办工人补习学校[22]，是上海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23]。

1924年，嵇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五卅运动”爆发后调回国内，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刘少奇、李立三、恽代英、张秋人、宣中华、阮仲一、项英等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曾任团上海市第四支部书记、小沙渡引翔港党部委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24]以及“国民通讯社”记者等职。

1926年10月，嵇直被中共中央派赴苏联远东地区，培训由上海及东北派去的工人党团员基层干部。原定两年后轮换，但由于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内未能派人去，从此长期滞留在苏联。

1928年，按中苏两党协议，嵇直转为联共党员。1932年应征到苏联远东边防部队特种红旗军工作。

其间，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1934年嵇直化名栾宝亭和俞秀松（化名王寿成，1899.6—1938.6）、任岳（化名刘贤臣，1903.2—1954.）、郑一俊（化名郑义均，1904.7—1985.5）、江泽民（化名吴德铭，1903.1—1989.2）等一批具有联共身份的中共党员，被联共和第三国际派往新疆工作[25]。嵇直先后任哈密保安局副局长、新疆督办公署交通处处长、新疆电政管理局局长以及新疆民族团结委员会代理委员等职。1937年因在“西安事变”中自觉执行党的政策，嵇直被盛世才怀疑软禁，追查无果后被“礼送出境” [26]。脱离虎口后，嵇直返回莫斯科在苏联内务部工作，1940年清党中被无端开除联共党籍[27]。1955年回国后，经中共中央审查，及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聂荣臻、蔡畅、陈赓等同志证明，恢复了他1924年起的中共党籍。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曾荣获“红星勋章”、“战功奖章”、“工作优秀奖章”,“战胜德国法西斯奖章”以及“苏联建军三十周年奖章”等多枚勋奖章[28]。几十年来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中国人成千上万，但获此殊荣的人还是不多的。

1950年，嵇直因战争伤残退休。1955年，在刘少奇、李立三的关心和帮助下，经中苏两党中央批准回到祖国。

就是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时代背景，最终造就出了一位欧亚主义观的历史学者、一位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的汉学家。二、在蜿蜒曲折中坚持走研究汉学之路

嵇辽拉的父亲嵇直为了追求革命理想，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从青年时代起就远离了祖国，在苏联生活和工作了差不多30年。作为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位国际主义者，随着革命事业的需要，他曾在远东地区担任培养干部的党校教师，后来应征到红旗军，成了一名军官。在与入侵日寇的奋力搏斗中，他曾腹部受伤，把鲜血洒在了异国的土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防止祖国领土被分裂，他还曾奉派到新疆工作，差一点丢了性命。在参加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苏联卫国战争中，他与苏联人民一道，舍生忘死，建立了功勋。

就在嵇直在联共（布）工作期间的1928年12月8日，他的儿子——嵇辽拉在苏联远东的符拉迪敖斯托克城，即海参崴市诞生了。嵇辽拉的母亲是俄罗斯人，很自然，除了中国姓氏外，他的俄文名字中使用了母亲的姓。处在这样的家庭中，尽管父亲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专门教他中文，但在当时的远东地区，中国人很多，耳濡目染，他还是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小时候父亲给他讲的许多中国故事和人物渐渐浸入他的脑海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来愈喜爱上了中国文化，从此立志要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工作。

1937年，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嵇辽拉到莫斯科上学。不久，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为了保卫祖国，全体苏联人民，包括知识分子，都被动员起来加入战斗。嵇直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不但自己积极参加，还把儿子送到炮兵学校。在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苏联人民终于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卫国战争胜利了，嵇辽拉不愿继续当炮兵军官，他想学习中文，于是从部队复员，离开了心爱的“喀秋莎”（苏联军人以俄罗斯姑娘最美的名字“喀秋莎”命名了火箭炮），开始了自己的汉学之旅。1946年，他考入了莫斯科东方学学院[29]（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的中国历史专业。1951年嵇辽拉大学毕业，获得了“中国问题专家证书”，并考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30]）攻读中国古代史方向的研究生。在这个拥有丰富的中国文献和杰出的汉学家的环境里，嵇辽拉迈出了他走向学术生涯的第一步。初出校门嵇辽拉勤奋刻苦，倘佯在浩瀚的史书典籍中，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羽翼渐丰，在秦汉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初步成果。1954年，他以《陈胜吴广起义――中国农民第一次起义（公元前209-207）》的论文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并正式成为东方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1955年初，苏联政府决定将八国联军时期沙俄军队从中国攫取的满洲清史档案交还中国，嵇辽拉作为科学院的代表，和外交部的代表瓦思科夫（Васьков）被任命为负责人。由于这批档案的数量很大，而且许多资料沾有污泥血迹，甚至已经板结，清理难度和整理的工作量都很大。嵇辽拉便从东方大学挑选新毕业的学生协助此项工作，米亚斯尼科夫（В.С.Мясников）等一批青年人也由此走进汉学研究领域。通过这些工作，嵇辽拉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因战争伤残退休，正积极申请回中国。此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苏联有计划地全面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当代文学著作[31]，再次掀起了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引进中国文化的高潮[32]。嵇直正是这一高潮直接参与者。在耐心等待返回祖国的期间，他积极参与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曾兼任过莫斯科语言学院教授，还被苏共中央任命为《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成员，直接参加了《毛泽东选集》[33]俄译本（《МАО ЦЗЭ–ДУН：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的翻译工作。此外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选集》、《华俄大字典》（《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3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选》、《胡绳文选》以及《茅盾选集》[35]、《西游记》[36]等书籍的翻译、校对、编辑工作。

嵇直回国时，考虑到儿子出生、成长在俄罗斯，是一位苏联公民，并且已经与俄罗斯姑娘薇娜·克利亚丝托里娜В.Б.Кляшторина，后来成了伊朗学专家）结婚，有了自己的事业，因此让他留在苏联，希望他继承父辈的事业，在那里继续从事苏中文化交流工作。

1957年11月，根据中苏文化交流协定，苏联科学院（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派嵇辽拉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修，继续研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帝国以及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历史，这是他出生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到父亲的国度，他感到既陌生又亲切。

当时中苏关系良好，嵇辽拉受到了很好的礼遇，研究所委托赵幼文[37]做嵇辽拉的指导教师。同时因为父亲在20年代曾和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有过来往，经父亲的介绍，他也有机会直接向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请教。此外，顾颉刚[38]等其他著名学者也都使他获益非浅。除了老的专家外，他和年轻学者也有很好的沟通，例如他和林甘泉[39]不但当时有密切的学术交流，而且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

通过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以及在中国各地，特别是沿着陈胜吴广起义路线的参观考察，嵇辽拉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以及道德观念都有了进一步了解，增进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深为自己具有中国血统而自豪，决心把一生贡献给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事业。

然而世事变幻莫测。不久，中国推行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极左政策的实施导致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粮食极度短缺，造成了全国性大饥荒[40] ，不得不施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41]。在对外关系上，中苏论战开始，中国大力批判“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修正主义”，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嵇辽拉，难免会受到研究所个别极左领导制造的特殊障碍和留难。所幸这时进修已接近期满，而嵇辽拉对中国的感情也决非个别干扰所能改变的。

1959年3月18日，嵇辽拉带着丰富的资料、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告别了亲人、导师和朋友，离开北京回国。这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后20多年，他不但不能再踏上中国的土地，甚至与父亲的联系也中断了。又有谁能想到，嵇直青年时代抱着救国济世的大志远赴苏联，继而忍受了与祖国亲人相隔近三十年之久的骨肉之痛。而这一次，在实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宏愿，在革命成功了的中国，他竟然又要和亲人作遥遥无期的离别！中国的进修进一步提高了嵇辽拉的学术水平，但是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当时特有体制下，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两国亲人的命运。在中国，由于嵇直曾长期在苏联生活和工作，甚至还获得过苏联勋章，而他又与刘少奇、李立三、张闻天等这样一些“头号的走资派”有关系，儿子又在苏联，这就难免要被扣上种种帽子，进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关牛棚，被打成“苏修特务”，最终被投进著名的“秦城一号”，长达七年之久！在苏联，对嵇辽拉来说，尽管父亲已成为“苏修特务”，但并不能改变他的中国血统，以及父亲是中共高级干部的事实，这就足以是当局对他难以信任和重用的理由了。他不得不经受诸多方面的限制。例如，他一般不被允许出国，除第一禁区中国外，他也不能到西方国家参加学术活动。所幸，虽然这是他学术生涯荆棘丛生的阶段，但比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学者来说，还是幸运得多。虽然也要求他划清界限，给予种种限制，却既没有被送到什么地方接受“再教育”，也没有被剥夺学术研究权。因此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钟爱，至于升官晋爵，那本非所求。

既然如此，他就安于本分，一心扎入故纸堆中，老老实实做他的学问。这期间他参加翻译过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主编翻译出版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等多部中文书籍的俄译本。1962年，他出版了专著《秦帝国—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42]（《  Империя  Цинь—перевое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221—202гг.дон.э.)》），1968年出版了《商君书：翻译和注释》[43]（《 Книга    правителя    области  шан(Шанцзюньшу).Пер.,предисл.икоммент.》），迄今为止，这仍是《商君书》唯一的俄译本，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学术界引用，并一版再版。1970年他又发表了《法家思想对中国统一的作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刻苦潜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回报，1971年他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他学术生命的新起点。

然而正当他潜心研究秦汉史时，研究方向却因政治原因而转变了。原来，就在嵇辽拉一心只读圣贤书时，中国陷入了“十年动乱”[44]的年代。刚刚摆脱三年灾难的中国人民，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下，卷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号召下，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要“砸烂打碎”。“旧文化”首当其冲。

持续几年，林彪“自我爆炸”了，但砸烂“十七年”，批判“旧文化”的运动并未终止。1974年1月18日，王洪文、江青获准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45]运动。一时间，江青一伙借批“孔老二”之机，大搞“影射史学”，矛头直指周恩来。不但使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遭到挫折，更要命的是，在历史研究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了空前大混乱，人们思想统统被搅乱了，以致留下了此后几十年，直到如今仍难愈合的，对社会危害极大的道德缺失后遗症。

世界各国都在关注这个东方大国的动态。作为近邻，又是意识形态上的老对手，苏联也一直紧盯着中国。“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似乎就把他们搞糊涂了。现在中国要集中批孔老二了，主管当局不清楚“孔老二”是何许人，有人解释说，这大概是中国在批判“孔子和老子二人”了。可是，为何要批判他们，批判些什么，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疑问直到接触到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自在遨游的嵇辽拉，才得到了准确的答案——“孔老二”就是在孔家排行老二的孔丘孔仲尼、每一次中国发生社会变革时，都会被怀着不同目的的人古为今用地推到风头浪尖的，大名鼎鼎的中国至圣先师孔老夫子。

为了了解中国“批林批孔”的动态。苏共中央决定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专门成立一个“中国政治传统研究室”，调嵇辽拉到远东研究所任该室主任，负责研究室的组建。出于研究的需要，嵇辽拉从外省调来了一些年轻的汉学工作者（现任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康嘉若便在其列）。有着“复杂关系”的嵇辽拉因其学术造诣阳差阳错地进入远东所这个贴近政治与现实的研究机构，算是时来运转了。

进入远东所后，嵇辽拉的首要关注目标就是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机遇使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过去嵇辽拉虽然对于这个课题并不陌生，特别是在他撰写关于秦始皇和商鞅的著作时对儒家学说已有涉足[46]，但现在他研究孔子的目的是为了要研究中国“政治传统”，一经深入，他便明白研究孔子只有“古今结合”才能真正理解其学说的含义。这样既要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有深入的了解，更要研究其对政治的影响。然而，他很快发现，对于同样的孔子言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在众多的史书中，竟然有着种种不同的阐述。

嵇辽拉过去曾深入研究过商鞅。他认为，“在古代中国所有伦理—政治的、哲学的流派中，对于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作用最大的只有两派：儒家和法家。他们就如阴阳两面相辅相成，二者不可或缺。商鞅的《商君书》比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47]早一千多年，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一套极为完善的集权主义国家模式，主张治国以法律至上，……，商鞅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但是，“孔子对于中国发展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要大得多，因为他对于民族生活，首先是精神生活的影响更为广泛和多方面。……决定了中国人思维和民族性格的形成。[48]”也就是儒家思想更多是属于道德的层次。它是制定法律的基础。治理一个国家，只靠道德而没有法制是不行的，同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是没有根基的。这样他对“四人帮”当时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以为儒家学说中有许多精言妙论，全面否定是不对的，是损毁了道德之根。他写了一系列的论文[49]，其中自然会有一些政治评论，但主要还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不料却招致“四人帮”的讨伐。中国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及北京市委的《前线》等报刊先后发表署名文章，称“苏联的一位所谓的汉学家贝列罗莫夫无耻吹捧孔老二”。给贝列罗莫夫戴上“尊孔反华”和“大毒草”的帽子，大肆诛伐。甚至有的文章把他的名字译成“屁列罗莫夫”，进行人身攻击。幸运的是，虽然嵇辽拉在中国学术界过去有相知的同行，但他们当时或者被送到了“牛棚”做些打扫卫生，刷刷厕所的工作，或者被送到“五七干校”喂猪耕地，接受“再教育”。而那帮写文章的人不过是一帮从“造反派”中凑合起来的“写作班子”，是专为“四人帮”扣帽子打棍子的学阀和打手，他们当然不知道贝列罗莫夫是何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嵇直的儿子嵇辽拉。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已经被监禁在“秦城一号”的嵇直、曾被反复抄家的其他中国亲人的日子肯定会更不好过了。

1976年10月，倒行逆施、违反历史潮流的“四人帮”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嵇直得到彻底平反，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不久，嵇直的二儿子嵇道良得知中国《人民日报》出现了父亲的名字，便冒着政治风险，两次给邓小平写信说，60年代初，“并不是出于我们个人所能决定的原因”，被迫与父亲中断联系，恳请邓小平帮助与父亲恢复联系，终于得到回应。重病在床的嵇直发出了要子孙来华的召唤。

在苏联那方面，以嵇辽拉当时的身份，他当然不可能直接给邓小平写信。但如今知道父亲健在，并在召唤自己，他决定要到北京看望父亲，但一些好心人提出了劝告:

“文革中你被中国报刊点名批判过，现在去很危险。很可能是中国公安部门设置的圈套。说不定你一到北京就会被塞到麻袋里，无声无息地被消灭掉。”

对此，嵇辽拉说:“我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我实事求是地发表我的学术见解，从未恶意攻击过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不相信他们会谋害我。他给有关部门打报告说:“我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战士，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他为苏联作过贡献，是红星勋章的获得者。……按照我研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父亲病危，儿子有责任去探望和照顾……。”

实际上，此前嵇辽拉曾在为苏联党政领导人对华关系发言稿的起草中起过咨询作用。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曾读过他的论著。安德罗波夫是有远见卓识，较早关注东方，并意识到应该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苏共领导人。嵇辽拉的好友，汉学家德留申（Делюсин Л.П.）是安德罗波夫顾问班子的成员，他曾长期作为《真理报》记者派驻中国，与中国知识界有广泛的联系。当时安德罗波夫要求他提供一些了解中国的书籍。于是他就向安德罗波夫介绍了嵇辽拉译注的《商君书》，以及《孙子兵法》等中国书籍。因此嵇辽拉知道，由于此时两国上层领导都已开始认识，两个相邻大国的长期对立对彼此的国家利益并无好处，已经着手探索改善关系的途径，因此没有根据说明自己的中国之行一定会遭到不测之灾。”

最后问题捅到了安德罗波夫那里。考虑到嵇辽拉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到中国深入民间看看文革后的中国，可能是任何别人都不会有的机会，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申请签证时，中国驻苏使馆官员热情地说：“贝列罗莫夫同志，你的父亲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病了，你们理应去探望他，非常欢迎您和你的儿子到中国探亲。”当他们看到嵇辽拉只申请了一个月的签证有效期时，便说:“您是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没去中国了，为什么不多住些日子呢？你们可以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这样吧，先签三个月，如果不够，可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续签。”

这样，由于两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常化的时候，仅仅半个月，嵇直的两个儿子和孙儿、孙女就顺利地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历尽人生风雨的嵇直终于能够含笑于九泉之下。

这次探亲，嵇道良因为假期关系，一个月后离开了父亲。而嵇辽拉父子在中国亲人及父亲老友的热心安排下住了三个月，他们访问了父亲的出生地镇江、祖籍地扬州邗江杭集农村，以及济南、泰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昆明、成都、西安、承德等十多个大中城市。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后欣欣向荣的中国，给嵇辽拉——“文革”后以民间身份最早到中国各地深入访问的俄罗斯汉学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不久，《瞭望》杂志发表《苏联公民来华探亲记》[50]，实录了这次民间交往的真实过程。由于这本杂志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中共政策的喉舌”，因此立即引起塔斯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51]，认为是向苏联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三、卓著的学术研究成果

从1946年嵇辽拉进入汉学领域开始，至今已整整60年了。他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既蜿蜒曲折，又丰富多彩。纵观这几十年的道路和成就，就研究对象而论，笔者以为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6-1974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研究秦汉史，包括秦帝国的成立和消亡，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重点是商鞅和法家。这是嵇辽拉进入汉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他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围绕这一主题的。通过几年的汉语学习和二十多年的钻研，他打下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深厚的学术基础。

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他的多部著作和论文中[52]。特别是他对《商君书》的深入研究，使他对帝制时代的中国有了深入了解，认为法家的主张“大大促进了中国管理机制方面传统法规的形成和发扬作用。”甚至“连韩国、日本和越南都从中国的国家制度获得借鉴，在许多方面加以采用。”

他总结的法家原则主要有[53]：

1.  通过选拔官吏的途径有系统地更新国家机器；

2.  机会均等；

3.  统治阶级内部等级森严；

4.  官员阶层思想一致；

5.  检查监督；以及

6.  连环保和官员个人责任制等原则。

嵇辽拉高度评价说，正是这样完整的建立国家的理论模式，使得中国在后来几千年中得以完整地传承中国文化，造就了一个璀璨无比的文明古国。

联系当今社会，嵇辽拉认为，对付贪官污吏的办法也可以借用商鞅的思想。《商君书赏刑第十七》说：“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世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也就是说，官员周围的人，知道贪官污吏的罪行，只要能检举，就可以免罪并得到奖赏，还可以承袭那个贪官的官职、头衔、田地和俸禄。当然，“世袭”是不可取的，但有根据的检举应予奖励。至于重刑，在今天的法制社会，固不可违法使用，但严明赏罚，动员群众监督贪官污吏，仍不失为一帖良方。

第二个阶段（1974-1978）

嵇辽拉汉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是与中国“文革”密切相关的。由于要研究中国“崇法抑儒”的“批林批孔”运动。他从法家研究过渡到孔子和儒家的研究。这期间发表的论文不少是对比法家和儒家的思想，以及法家和儒家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如《论法家的本质》（《О сущности легизм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ска，远东问题》，莫斯科，1973.2）[54]；《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ампании〈Критики Конфуция и ЛиньБяо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ска，远东问题》，莫斯科，1974.2）[55]；《毛，法家和儒家》（《Мао‚легисты и конфуцианц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历史问题》，莫斯科，1974.3）[56]；以及《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儒家学说》（《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哲学问题》，莫斯科，1975.10）[57]等。其基本观点是，不应全面否定儒家学说。法家和儒家在历史上长期存在，谁也没有能取代谁，说明是各有其存在的道理的。社会必须依靠法来治理，但缺失道德支持的法律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的，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由于历史原因，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难免要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对嵇辽拉来说，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领会到“研究孔子只有‘古今结合’才能真正理解他学说的含义。[58]”从而深入到孔子和儒学的研究中，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第三个阶段，（1978至现在）

这一阶段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的，这是嵇辽拉学术生涯最为活跃，最为辉煌的阶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中国和苏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打倒“四人帮”后，经过“两个凡是”的讨论，学者们终于冲破长时间的思想禁锢，争得了学术自由，有了学术研究权，并进一步探讨有关的实践问题。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国际儒学联合会也在拨乱反正中应运而生，嵇辽拉被吸收为该学会理事。

在苏联，通过解体阵痛诞生了“民主俄罗斯”，学者们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成立了相应的孔子基金会，嵇辽拉当之无愧地被推为主席。但国家的改革，却一开始就陷入了窘境。作为一位具有欧亚史观，有着浓重东方色彩的汉学家，面对此情此景，嵇辽拉竭力寻求俄罗斯改革遭遇挫折的症结所在。他放眼四望，终于看到东方儒学文化区，从包括中国大陆、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以及日本的成功中，得出了他们的成功与所遵从的儒家文化观密切相关的结论。

1981年，作为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嵇辽拉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公元前六世纪到二十世纪80年代》[59]》），来自各方的好评使他很受鼓舞。于是他集中全力翻译和研究《论语》，一字一句、一步一个脚印地探求。

1986年，中苏两国学者又开始恢复互相间的学术访问。嵇辽拉得到到北京师范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机会。在这里他得到赵光祥教授的帮助，赵教授每周2-3次地指导嵇辽拉系统地搜集关于孔子的资料。这使嵇辽拉获益匪浅。几年后他出版相关著作时，还特地在后记中表示了对赵教授的感谢。

为了找到在俄罗斯深入研究孔子的切入点，嵇辽拉开始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俄罗斯前人的影响，进而转入当代社会，以便正本求源致力于寻找真正的孔夫子。1999年10月，他在提交给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论文《孔夫子之路——孔子学说在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60]中，分析了孔子学说在俄罗斯的传播轨迹，将其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帝俄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约有三个世纪之久。

众所周知，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历史上曾两次被东方人入侵。特别是第二次，自十三世纪初叶，由成吉思汗开始的三次西征，蒙古帝国征服了中亚和东欧，建立起以蒙古为中心，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持续统治了200年。十五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从蒙古铁蹄下独立后，一直向欧洲学习。但自十七、八世纪起，法国掀起了一股迷恋中国文化的狂热浪潮，使俄罗斯也跟着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开始注意东方邻国中国的文明。在这个时期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精英阶层如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探究孔子学说，企图把孔子学说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寻求人类个性价值共同标准。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进入了第二时期。此期间孔子学说已不仅仅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由于经济不断衰退，俄罗斯社会从国家官员到学者、新闻界乃至基层民众都深刻地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这表明西方模式的失败。尽管欧洲主义观点在俄罗斯有着相当的位置，但事实证明，俄罗斯企图走纯粹的西方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更是强烈地吸引着俄罗斯人的目光。人们越来越明确地感到，要恢复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就必须了解东方的孔子学说，了解改革的中国。

认识到这个问题后，嵇辽拉对儒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目的性。他在反复钻研原著经典的同时，找来几乎所有能找到的中外资料，逐字研读思考，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几十年如一日治学的刻苦精神和认真态度令人敬佩。

几年后《孔子：生平·学说·命运》一书出版时，他对访问他的中国学者道出了其中艰辛：“随着工作的深入，发现材料实在太多了。上下两千年，除了原著，还有很多人做过注解，都得找来看，生怕会有遗漏。从开始留意到今天出书，整整搞了十多年。[61]”

这本被称为“俄国研究孔子迄今最为详尽的专著”的出版并没有使嵇辽拉裹足不前，相反他接二连三地推出了更多有份量的著作。

从以下几例或许可以了解他的治学精神。1993年，嵇辽拉去台湾参加国际朱子学会时曾带去一篇英文撰写的论文《孔子对“和”的理解及朱熹解释是否得其本意》[62]，

《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有一句孔子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论语·学而篇第十二章》也谈到过，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在《中庸》也有“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之说。如何正确理解孔子的话呢？嵇辽拉在研究了古今中外几十种解释，包括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主席谷牧的看法，大陆学者冯之浚教授的论述，台湾学者王熙元、谢冰莹、邱燮友、赖炎元以及谢东闵等的解释，此外还有多位西方学者的理解。得出结论[63]，“一直到现在，不仅是在欧洲，中国的专家和政治家们之间‘和’的意思并没有共同的了解。欧洲的汉学家，包括俄国的，对孔子‘和’内容的解释差别很大。从‘客气’、‘温和’、‘协同一致’到‘协和’，多数人认为‘和’就是‘协和’”。而“一直到现在，大多数台湾学者把‘和’读为‘调和’、‘和谐’”。他们的解释受朱熹的影响很大。嵇辽拉曾在朱子学会议上阐明自己的看法：“‘和’是古中国的政治代码，正因此在世界首次产生‘多元意见’的想法，且曾举了一连串的证明。”他结论说，“《论语》此章应读为‘君子求一致，是通过不同意见，而非通过服从’。小人反之。”由此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可见一斑。

《论语·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被最广泛引用的孔圣言论之一，这10个没标点的字组成的句子，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研究空间。关键就在于句读方式以及“由”、“使”和“民”三个字的含义。到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民”又是什么？这一直是儒学研究者探求的论题。

嵇辽拉对此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孔子的这句话“一直到现在，特别对俄国改革的过程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孔子阐述了关于国家和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应有的关系。因此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十分重要。他研究了中外许多学者的论述。欧洲汉学家多半认为孔子创出“人民与国家对立”的规律，而一部分汉学家则认为“人民不能了解政府的计划。”还有些汉学家认为“人民不愿意力图得到知识。”由此结论孔子像法家一样主张愚民政策。而这一切源于对“可”与“不可”的理解。

嵇辽拉引用孙中山《孙文学说》的解释：“此字可当作能解”。而郭沫若早在《十批判书》中说：“《论语》这部书是孔门二、三流弟子或再传弟子的撰辑，发言的先后次第尤其混淆了。但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不仅和他‘教民’的基本原则不符，且在文字本身的解释上也是有问题的。‘可’和‘不可’本有两重意义，一是应该不应该；二是能够不能够。假如原意是应该不应该，那便是愚民政策。假如仅是能够不能够，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人民在奴隶制时代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故对于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样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层的事理自不用说了。……故对于人民便发生两种政治态度：一种是以不能知为正好，便是‘闭塞’民智；另一种是要使他们能够知才行，便是‘开发’民智，孔子的态度无疑属于后者。”

嵇辽拉又分析了多位台湾学者的论述，发现学者在研究中很少考虑春秋战国时代“人民是什么”的问题。郭沫若认为“人民”就是奴隶。嵇辽拉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在我看来，春秋、战国、秦汉时代，‘人民’就是自由公社的成员。公社（里、党）有自己的自治机关，父老和三老是自治机关的代表。[64]”“政府不会不考量他们的态度（‘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那么‘人民’不会成为消极的对象，如果政府愿意解释他的计划，首先要解释给父老和三老，如果同意政府的政策，那么人民也相信国家（‘从民所欲’[65]）。比如刘邦对县父老和三老的态度：‘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66]’。当时的父老和三老不是官僚，而是‘民’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他充分利用了自己早期对秦汉史研究的成果，把问题说得更透了。

他还很赞赏孔子所说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帮无道，富且贵也，耻也。[67]”按照这个标准，他把国家分为有道、无道和乱邦三类。认为在“有道”的国家，即治理得很好的国家中，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就是耻辱。而在“无道”，即治理得不好的国家中，追求荣华富贵，升官受禄，同样是十分可耻的。至于“乱邦”，即乱糟糟的动乱国家中，人们自然有“乱邦不居”的权利，就不要去居住逗留了。今天的当权者们不妨也可以以此标准衡量国家改革的成败。至于对儒家与传统文化及现代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嵇辽拉认为[68]：“儒学不是哲学，而是伦理，其功能是为了协调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儒学又有国家儒学与民间儒学之分。国家儒学就是贵族儒学，用来统治国家，其中融合了法家思想。而民间儒学表现为来自于儒家经典用以维持人伦礼序的行为规则。”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教资本主义，另一种为以日韩为代表的儒学资本主义。”而“中国政府正在将儒家思想融汇于现代化建设之中。”他认为“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善于弘扬民族精神传统，首先是先秦儒学思想（小康、以德治国、亲民等），将其服务于大众，并且取得了经济成就。[69]”其中主要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以及胡锦涛主席提倡的“和谐社会”概念。胡锦涛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70]”温家宝总理也不止一次提出，要“更加重视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71]”嵇辽拉指出，“中国的榜样，不可能不对俄罗斯一部分精英产生影响。……对社会与国家的管理、治理，儒学关于政府与大众关系的原则成为关注的焦点。……受政治精英们影响，社会上引用孔子的语录成为时尚。[72]”由此嵇辽拉进一步结论，“中国人非常善于从传统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并发扬光大。这种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秘诀，也是当代中国发展和辉煌的保障。”

以上我们通过嵇辽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描述俄罗斯这位儒学专家的学术贡献。而他60年学术生涯的成就，却只有通过专题研究才能够全面地得以展现。

四、致力于搭建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

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会理事、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多年来嵇辽拉一直活跃在国际儒学界。他曾多次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与各国同行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呼吁中国和国际儒学界关注和支持俄罗斯儒学家们的工作，他还将一些中国学者，如郭沫若、吴晗、刘大年[73]等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俄国。他的一些著作被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翻译出版。他的不少学生也都成了有影响的汉学家，此外他还培养了多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博士研究生，为俄中文化交流铺路搭桥。

在来北京参加国际儒学学术会议时，他曾两次与部分知名学者一起受到江泽民的接见。

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陈立夫(1898—2001)在一生的前50年，是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此后，即1949年后，他退出政坛，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颇丰。他挚爱中华文化，期盼中华文化复兴，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嵇辽拉曾两次受到他的单独接见。1994年10月31日，陈立夫在会见嵇辽拉时，虽已年近百岁，但思路敏捷，身体硬朗，仍能起身迎送。当他知道嵇辽拉的父亲是20年代的老共产党员时，便请嵇辽拉把苏联护照[74]给他看一下，感叹地说，当年我和你的父亲是不同战线的人，如今我和你都在为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可谓是殊途同归了，当即亲自签署嘉奖函，谓“（嵇辽拉）先生热爱中华文化，弘扬孔孟之道，于1992年将《论语》一书译成俄文，且于1993年，并著俄文《孔子》一书，有助于中俄文化之交流，符合本会阐扬孔孟学说之宗旨，特函嘉奖，并申敬佩之忱。”正是由于嵇辽拉和他的同行多年来的努力工作，使得孔子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文化中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文化形象。作为一位汉学家，他不是只囿于学术圈内的理论探讨，而是“以无限认真的态度，科学研究孔子学说，全力给俄罗斯社会提供儒学经典（主要是《论语》）的正确译本。并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发表讲话，呼吁从孔子学说中汲取营养、复兴和重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价值体系。”[75]这一工作已经逐渐收到成效。例如，俄罗斯的政界要人，从安德罗波夫到普京，许多政治家都读过他的著作，并在不同场合引用。

俄罗斯高等法院资讯事务主任维格洛夫（А.Венгенов）教授在读完《孔夫子：生平、学说及命运》一书后，告诉嵇辽拉，他在工作中遵循孔子的“和”的原则，并对“和”的含义提出自己的见解。俄罗斯宪法法院院长杜马洛夫（В.Туманов）在读了《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及法家》（《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и  легиз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Ⅵв  до нз—8 0–е годы  ⅩⅩ века )一书后，在法律性杂志《苏联国家与权利》（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上撰写评论。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雷日科夫在谈到有关精神价值的问题时，指出：他“喜欢接近东方哲学，喜欢孔夫子、老子，他们的学说给我的思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使我在看问题时，能不偏不颇，走中道。”

当然，也有一些精英政治家在引用孔子的话时，发生了误解和歪曲的情形。对此，嵇辽拉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例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在一次批评道路工程的质量时，指责施工方：“……天晓得你们在做什么，哲学捏造和儒家方法！”嵇辽拉不客气地指出，在卢日科夫的政治概念中，儒家思想是被曲解了，因此有必要将自己的著作送他一本。后来，卢日科夫果真读了嵇教授的著作，并因而改变了对孔子的误解。当然，嵇辽拉也认为，“在谈到孔子学说和儒家学说对俄罗斯精英们所建立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时，不应把这种影响提得太高。只能说，这种影响慢慢增加的趋势是存在的。[76]”嵇辽拉指出：“俄国社会，民众对孔子学说的了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书刊的发行和新闻媒介的宣传。这两种方式是互相渗透的，有时新闻媒介起着更大的作用。”报端时有可见的嵇辽拉的作品[77]，对俄罗斯大众的影响十分广泛。前不久，嵇辽拉在题为《亚洲人文价值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前景》的论文[78]中指出：“现在俄罗斯社会依然处于十分激烈的动荡不安之中，呈现着变革和发展状态。许多民众对于苏联时代特征——国力强盛的怀念，以及对现在俄罗斯国力的削弱表示不满。这类状态对俄罗斯——中国关系的密切发展是有影响的。无庸讳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成体系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对外关系准则，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俄罗斯民族不惧怕南方、北方和西方的外强，只是惧怕东方。这是因为，在民族心理上存在着被蒙古鞑靼族长期占领两百年之久后所留下的痛苦阴影。

“为了正本清源以科学态度积极正确认识历史教训，每个国家的学者都有责任帮助本国民众克服这种消极的心理影响。但是，现在俄罗斯仍有部分媒体肆意攻击什么‘东方威胁论’，故意利用远东地区地广人稀的客观事实，散布‘黄祸论’。这种状况使得我们在俄罗斯宣传儒家学说的工作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因此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依然是任重道远的。然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年近八旬的嵇辽拉并没有退却。他从未放弃他毕生热衷的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业，并期待着同中国学界的进一步合作。

为了迎接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远东研究所将出版5巨卷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精神文明》丛书

（《Духов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Китая》），全面介绍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作为编委会委员，嵇辽拉担任了分量最重的第四卷《中国文化》的主编，该卷介绍中国从春秋战国到当前的国家政治文明、历史和历史学、法律、政党等重要内容，目前这一有70多印刷页（相当于2200多页）的巨著已经完稿，待最终统编后，不久将交付出版。

目前嵇辽拉还在积极筹划一件对中俄文化交流有重大意义的事，即在莫斯科竖立孔子铜像。这是一件具有时代烙印和戏剧情节的故事。原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造反派举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扛起“反修”大旗，把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前的大街改为“反修路”，把苏联当年援建的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以示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之坚定。作为回应，苏联方面思虑再三，不便如法炮制，于是想到当时中印关系交恶，便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不远的路边竖立一座甘地像。虽然中国人对甘地并无恶意，但在当时情况下，也不能算他是革命左派，而苏中的对立却由雕像而一目了然。“文革”结束后，中国拨乱反正，医院、道路得到正名，但塑像随便搬迁却似有不妥。但在一些汉学家看来，在莫斯科公共场所，最好是在中国大使馆附近竖立代表中国文化的名人铜像才是道理。

1999年，经过嵇辽拉的细心筹划，香港孔子学院院长、企业家汤恩佳先生表示愿意向莫斯科捐赠一尊孔子铜像。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知道此事后随即发给亲笔许可的批文。俄罗斯教育部部长也致函过问。此事也得到当时中国驻俄大使张德广的支持。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非学术原因的干扰，此事行行停停，难以进展。

问题终于有了转机。2005年7月3日，胡锦涛主席访俄期间，和普金总统签署了要加深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提出了要将两国关系扩大到人文范畴的举措，继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文化年后，2007年将在俄罗斯举办中国文化年。目前嵇辽拉正在积极推动，且已得到两国相关部门的承诺，竖立孔子铜像的工作终将成为政府行为，得以由政府负责落实，从而列入中国文化年重要项目之中，并计划2007年在莫斯科举办中国文化年的开幕式上，举行孔子铜像的落成仪式，邀请两国国家元首亲临揭幕。

笔者预祝此次能圆满成功，这将翻开中俄文化交流史中的新的篇章，也将是亚洲人文价值观在俄罗斯社会广泛传播的最佳体现，成为儒家学说在国际传播的一个新象征。而对于贝列洛莫夫——嵇辽拉这位在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中倾注了毕生精力的汉学家来说，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他在俄中两大民族——自己的出生国俄罗斯和他家族的血脉之地中国之间，构建了一座新的沟通之桥。